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教”是一种文化的教派，同时是最接近自然神论的教派。“儒教”的领导者孔子是自然神论者，推崇“儒教”的中国民族是最接近自然神论的民族，伏尔泰同培尔一样，认为“中国是无神论的故乡”……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皇帝是最高的长者，被赋予“天子”的称号，具有祭拜天地的权利，所有百姓都要尊敬皇帝。

——尚菁《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

材料二   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胶两县5个市舶司……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述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海船很多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

——曹中原《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需要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自然状态”，这为道家理论提供了实践场所。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合作类型又多样化起来。此时，倾向于回避社会的道家，很难适时满足现实社会对多样性合作伦理的需求。在形而上方面，董仲舒着力论述了“道”和“天”，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并以“天道无二”来加强“天”的统摄力。其次，董仲舒部分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重新系统性阐释了儒家，使得儒家原先重点解释的社会合作伦理更加丰富和有力。在个体自合作上，董仲舒区分了“性”与“情”，区分了“性之已善”和“未善”，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管之性”。这些做法极大舒缓了对普通大众过高的道德要求，并有助于强调教化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睿《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