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族姓。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鲜卑姓为汉姓，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禁绝鲜卑族服饰和鲜卑语言。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统一说汉语；改革官制。整顿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基础上，吸收南方汉族政权的某些制度，整顿吏治；继续推行均田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辽世宗即位后，最终确立了辽朝的专制皇权。在朝廷上分设北、南两个枢密院，南枢密院分管汉族地区民政，北枢密院则分管军政及契丹等游牧各部族，皇帝则通过北南二枢密院，对全境实行集权统治。这样辽朝始形成了区别于部落联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和辽政治建设上的共同之处。(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茶馆是成都的一个文化象征和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后，茶馆中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旧时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等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
——据王笛《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社会风貌。
材料一 北宋前期中枢机构的分立，主要是由其处理的政务范围不同所决定，以“依事系任”为原则进行事权分割，与唐代的分权角度有所不同。在有关事任的管辖权限之内，决策、执行一体化，同时台谏系统对于执行过程实施管理与监督。这种设官分职方式，在“丛腔芜杂”的表象背后，突出了国家政务的几方面核心内容，职责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强。
——袁行霈、张传玺《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宋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路级监察区……路级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不专任单一的长官。路级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与提举常平司，亦即“帅、漕、宪、仓”四监司。安抚使司首长由本路内重要州府的长官担任，过问一路之军政；转运使司经度财赋，刺举官吏；提刑司掌刑狱，兼管保甲、军器、河渠等诸多事务，提举常平官员负责常平仓、农田水利、差役及茶盐等事……宋朝地方机构的变革，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中国政治制度史资料汇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宋朝“依事系任”原则在中枢机构设置上的具体表现，试从分权角度分析唐宋中枢机构的区别。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代路级机构的主要特点，归纳其性质的变化。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学习效仿中国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氐、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五胡内迁”加速了各族社会的文明开化，不但各“胡”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农业文明，而且以自己的草原文明影响着汉人，从而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的现象。当时， 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故对的歧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故时势力，“胜者 为王败者寇”,大批被流放贬逐的“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目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目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五胡内迁”和日耳曼人迁徙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上特别提出了关于红军文化教育问题。1932年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命令，专门对政府人员的识字问题作出规定，设立识字班，所有的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识字。“无论哪一政府人员，如故意忽视学习工作，敷衍了事者，以怠工论”。为了配合识字运动，中央苏区和地方政府还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如介绍“红军的任务”“共产党的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红色战士读本》。
材料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袭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并配有武器。平时集中上课，战时分散作群众工作或参加战斗。针对日军“大自首”屠杀运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和儿童的“五不”运动。根据地的冬学、民校识字运动首先讲授誓词，同时把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民族英雄之母马老太太”等用图片、大鼓、故事、诗歌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炳照、郭加齐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苏区为推进识字运动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教育斗争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教育措施所体现出的执政智慧。
材料一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民族文化优越感。此时，非华夏各族的内徒，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剧烈的兼并、统一⋯⋯许多内迁民族，已被华夏所吸收、融合。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出现重要变化的表现。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状况。在北方，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形成与汉族的杂居，并建立了以“十六国”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中华文明并未因最高统治者族属变更而中断⋯⋯北魏统治者更是吸收汉族士人，通过一系列汉化政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的融合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在南方，大批汉人移居江南，甚至入迁蛮、俚、僚等族聚居地区。在汉族向南方民族地区渗透的同时，政府为增加赋役，加强对山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往往采取强制迁徙的方式使少数民族移居平地。
——摘编自段红云《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一，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统治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融合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的历史事件，并简述其影响。
材料三 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在元朝超大规模的疆域内，有着不同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多元族群。尽管存在显性的族群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统治方式也多有弊端，但是毕竟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元朝疆域空间成了华夷各族群的共同家园。元朝不仅将边疆的多元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体中，并且在文化认同上使边疆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摘自陈彩云《元朝疆域观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的空间》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实现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前提和因此而产生的新民族。并用一句话概括元朝边疆管理出现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