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清政府统治已经土崩瓦解 | B．立宪派已完全转向革命 |
| C．南北和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 D．政治转型已成大势所趋 |
材料一 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叶发展的原因及其重要意义。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和人类文明形态的话语垄断，蕴含着独特的中国基因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下图为学者归纳的中国现代化的3种阶段演进特征
——据仰义方、武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鲜明特征与实践路径》
根据材料选择其中一种阶段性演进特征，结合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简要阐释。（要求：指明选择，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宋代的租佃制更为普遍，地主和佃农签订一年或几年的租佃契约，出让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宋刑统》和敕令都确认租佃制度，以维护地主的权益。宋律规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下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要好一些。
——据《中国古代法制史话》（任继愈主编/李用兵著）
材料二 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为迅速分配土地，中农、贫农和雇农应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在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富农，所得分田数量，等于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去分配”。显然这一分配标准在利益上明显向贫雇农倾斜了，正如《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宜黄县棠阴镇观察到的那样，“分田情形，地主无份，富农照劳动能力，授以劣地，贫农佃农雇农等，则计口授以良田。”依照这一标准，贫雇农往往能够分得比地主富农更多更好的土地。
——摘编自李丹利《从土地改革到发展生产：中央苏区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研究》
材料三 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当前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分析宋代租佃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租佃制与中央苏区土地改革政策的差异。
(3)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新中国建立前，苏联已与东北根据地开展了地方性的经贸合作。1950年，随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相关协定的签订，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到1959年，两国贸易总额增加到20.97亿美元，是1950年的6倍。中国向苏联提供苏联所急需的橡 胶、有色金属、羊毛、黄麻、大米、猪肉和烟草等原料和农副产品，以换取苏联的机器设备和 成套设备等。除此之外，中苏还以技术协定、人员交流等形式进行科技合作。为适应两国贸易 需要，中苏还决定发展并完善铁路运输路线，加强了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
——摘编自禹丹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经贸关系研究》
材料二 2000~2019年中国同俄罗斯商品贸易示意图
——数据来源于张小女《中俄商品贸易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20世纪50年代中苏经贸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俄商品贸易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俄商品贸易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条政策区别于以往的主要意义在于，摘掉了扣在乡镇企业头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帽子，解决了当时由承包制引起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乡镇企业在新环境下指明了发展路径。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1978～200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年收入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 2%提高到46. 4%，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启了城镇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晓寒《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由于当时农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城市工厂可以将一部分宜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这给城市工业的“三废”等污染进入农村地区提供了渠道。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如造纸、化工等则以联营、分厂等名义进入农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禁止污染向乡镇、街道转移”。此外，这一时期农村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乡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一是乡镇企业未经处理排入环境中的“三废”，导致了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二是乡镇企业为扩大规模，大量砍伐森林，占用耕地，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从污染范围和程度来看，乡镇企业引致的污染已远超城市工业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合理规划，应当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一摘编自闵继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并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唐初，政府规定：“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鰥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这一规定，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富户对当地乡村的掌控，但也有利于乡村基层的稳定。到了玄宗时期，随着富户阶层兴起，政府也逐渐尝试给富户摊派事务，并且兵役也多由富户承担：“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税、役都由富户负责，看似加大了富户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将权力交到了富户的手中。
——摘编自谷更有《唐宋时期的乡村控制与基层社会》
材料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财政彻底陷入瘫痪状态。面对困境，政府开始了全新的财税政策即两税制，有效改变了赋役不公的状况，大大减轻了贫农的负担，保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此后唐代统治者亦多次下令，重申两税制：“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通过禁止人口买卖、叫停苛捐杂税、打击宗教势力等手段，政府有效地维护了乡村基层的秩序。而在两税制的背景下，富户成了赋税的主要承担者，这既解决了乡官制下里正没有足够能力收取赋税的缺陷，也有效保证了贫农的基本生存，故而富户阶层最终成了政府在乡村的代理人。至此，富户轮差的户役制兴起，唐代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基本完成。
——摘编自胡瑜锴《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唐代乡村治理转型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乡村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中期乡村治理的新举措，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刺史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美国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将主权划分的既能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在一切与本州的繁荣有关的事务上管理自己，又能使联邦所代表的全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整体和满足全国性的需要。联邦政府的义务和权利是简单而又容易界定的，因为联邦的结成就是以解决某些全国性的重大需要为目的的；而各州政府的义务和权利就复杂了，因为州政府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从联邦和州政府这两大权利主体的角度看，联邦政府插手原本属于州政府范围内的事务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州政府需要依赖统一的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协调各州出现的关键问题，也需要来自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府补助。最终结果是，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常规，而联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
——摘编自托克维尔（法）《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既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又受苏联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统一，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不仅设立了一系列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对此，周恩来强调：“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当时有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953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创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相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