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庆浦陵机器厂的前身——上海动力机制造厂，它始建于1958年。1964年，上海动力机制造厂400名职工和200名家属响应党中央号召，怀着建设大西南的革命热情，加入到三线建设的内迁潮流中，从繁华的黄浦江畔迁到重庆远郊。浦陵厂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要求，从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施工管理等方面，彻底打破苏联那一套少慢差费的束缚，创造了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体现勤俭建国精神的办法。在中梁山、缙云山脉之间选址建厂。
材料二 重庆浦陵机器厂第二次创业期大事记（1980—1996）
1985年，重庆浦陵机器厂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1986年8月，浦益斯公司成立，成为重庆市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体性企业。
1990年10月，“不完全淬火”新工艺取代传统的“完全淬火”方法，产品合格率提高到100%，月节约资金两千元。
1991年9月，企业被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授予“全国职工冬季长跑先进单位”。
1993年12月，中港合资企业—浦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5月，浦陵厂被重庆市政府授予“重庆市工业企业五十强”称号。
1995年2月，浦陵文化乐园开业。
——摘编自《重庆浦陵机器厂企业历史资料》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浦陵厂内迁重庆的背景，简析这一时期内迁潮流的重要意义。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浦陵厂第二次创业期发展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东晋南朝时，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农作物的种类增多，江南……此时有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在种植上与水稻交错进行，这就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亩产量。三吴地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在冶铸技术上，使用水排鼓风，采用灌钢法，类似近代的“渗碳”技术。造船技术在吴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运输、作战的船舰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载重万斛”。制瓷和造纸业也有很大进步。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会稽、吴郡、都是著名的都市，建康“贡史商旅，方舟万记”。“草市”、“军市”、“夷市”星罗棋布，东晋南朝的商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史记》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江南开发的原因。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一 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上特别提出了关于红军文化教育问题。1932年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命令，专门对政府人员的识字问题作出规定，设立识字班，所有的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识字。“无论哪一政府人员，如故意忽视学习工作，敷衍了事者，以怠工论”。为了配合识字运动，中央苏区和地方政府还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如介绍“红军的任务”“共产党的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红色战士读本》。
材料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袭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并配有武器。平时集中上课，战时分散作群众工作或参加战斗。针对日军“大自首”屠杀运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和儿童的“五不”运动。根据地的冬学、民校识字运动首先讲授誓词，同时把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民族英雄之母马老太太”等用图片、大鼓、故事、诗歌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炳照、郭加齐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苏区为推进识字运动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教育斗争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教育措施所体现出的执政智慧。
材料一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民族文化优越感。此时，非华夏各族的内徒，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剧烈的兼并、统一⋯⋯许多内迁民族，已被华夏所吸收、融合。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出现重要变化的表现。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状况。在北方，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形成与汉族的杂居，并建立了以“十六国”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中华文明并未因最高统治者族属变更而中断⋯⋯北魏统治者更是吸收汉族士人，通过一系列汉化政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的融合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在南方，大批汉人移居江南，甚至入迁蛮、俚、僚等族聚居地区。在汉族向南方民族地区渗透的同时，政府为增加赋役，加强对山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往往采取强制迁徙的方式使少数民族移居平地。
——摘编自段红云《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一，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统治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融合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的历史事件，并简述其影响。
材料三 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在元朝超大规模的疆域内，有着不同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多元族群。尽管存在显性的族群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统治方式也多有弊端，但是毕竟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元朝疆域空间成了华夷各族群的共同家园。元朝不仅将边疆的多元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体中，并且在文化认同上使边疆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摘自陈彩云《元朝疆域观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的空间》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实现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前提和因此而产生的新民族。并用一句话概括元朝边疆管理出现的趋势。
材料一 汉朝在西域屯田区位置的分布 主要根据汉朝对匈奴的作战区域而确.....屯垦方式也从最初的军屯逐渐发展为以军屯为主、辅以民屯和犯屯。..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设置戊己校尉，主管屯田事......吉任西域都护期间,曾多次组织大规模屯田,汉朝在西域的屯田由最初的轮台、渠犁逐渐发展到北胥键、车师、赤谷、龟兹等地。....汉朝在西域的屯垦不仅为日后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维护西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国策，同时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影响深远。
——摘编自王聪延《汉代西域屯垦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材料二 自唐朝开拓西域， 随着士兵进驻各地，为解决粮饷供应问题，唐朝开始在西域广泛推行屯田。......唐朝西域的屯田设置多是在固有的农业生产区域之外从事新的开发。这种开发，扩大了农业生产的外延。在屯垦的组织过程中，水利的兴修、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经济水平，同时使西域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内地趋于一致，更加稳固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唐代在西域的屯垦不仅解决了驻军将士的粮食供给问题，更是在此基础上改变了西域社会经济面貌，稳定了唐朝在西北的政局。
——摘编自朱丽娜《唐代开元年间西域屯垦经济效益探微》
(1)根据材料一，归纳汉朝在西域屯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在西域屯垦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朝在西域屯田的目的。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唐屯田在对西域治理过程中发挥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认为国家有效治理的标志是王朝的长治久安。西汉的贾谊认为，求天下之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强干弱枝的思想为历代王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多数思想家认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于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贾谊指出，统治者应“建久安之势”，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也体现出对富强的追求。历代的政论家主张富强之策应先注重边境安全。唐朝陆贽指出，“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也”，强调粟米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蕴含的另一个主题是国家如何对待民众。儒家主张以仁义德教治国，国家之于民众，应该“明礼义以一之，至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统治者不应把聚集财利当作治理的目的，以免伤害民众和农业生产。
——摘编自孙晓春《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社会治理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缔赌场妓院。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拥军优属，表彰各级模范，形成示范效应，建立起新社会的道德风尚，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成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针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矛盾，政府将计划经济的思路引入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予以帮扶救济。在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把城市居民纳入到各类单位之中。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纳入到农村的集体组织管理体系之中。
——摘编自王建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材料三 1978--1997年间，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社会的管控，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治理结构和主要原则作出了新的规定，改变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放松城市“单位制”“街居制”以及街道、户籍管理，推进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的管理权限改革，改变对人口流动限制过死，限制条件过多的局面，推动人口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从1982年实行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起，专门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中共十三大制定国家发展“三步走”战略中，在确定每一步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相应确定了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些表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社会治理变革巨轮开始启动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彰显，推动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编自钟宁、沈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强化社会管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8年至1997年中国政府是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农业转型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并综合材料谈谈对近现代中国农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极一时。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一味地追求强权法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在唐代，儒学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但不时受到冲击。宋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将佛、道两家的思辨带入儒家思想当中，对其进行改造，使得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
——摘编自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礼记正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孔子的儒家学说核心观点。分析孔子学说不被诸侯接受的主要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儒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的思想，简述唐代儒学受到的政治冲击和宋代“儒家思想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表现。
材料一 中晚唐五代时期，在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方面，除中书门下省的复核和复试制度之外，中央采取了其他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如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度。此外，在唐前期科举制度刚施行时，就有相关法律做保障，而且该法律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中唐以后，中央对科场违纪的惩治明显增强。中晚唐明确规定，由御史台对科举考试进行监察。御史台专门负责执行锁院任务，监察考官、举子的违纪行为，查办科场案件和相关纠纷。
——摘编自金滢坤《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材料二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时达到了极盛。两宋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是中国历代取士最多的王朝。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了。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宋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建立起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和五代时期完善科举考试监督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