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蒙学（小学）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家塾等。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教授，规模较小，学生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教师以学生所交的少量现金或财物作为办学费用，塾师的生活往往相当艰难，时常无下锅之米，但这些教书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为提高宋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家塾是官宦世家或富裕之家聘请老师教育其家族子弟的私学，如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设有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宋代蒙学以识字、习文为主，同时也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由于蒙学设置相当普遍，城镇乡村处处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这对培养儿童道德素质和增长知识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游彪《新编中国史：宋史》

材料二   近代教育学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尊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要以教育家的“民主精神”，去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天性，实施系列教育。1904年田汉在上海创办的“育婴堂”，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教育机构之一。此后，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设施相继涌现，它们开设文化知识、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

——摘编自朱永新《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和民族交融是重要的历史现象。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元朝的疆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元朝的疆域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横向上大致是东部沿海到今天新疆地区，纵向上从南部的沿海地区到北部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中。在广阔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为了巩固边防，元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地方上，元朝则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管理事务。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元朝不仅实现了对吐蕃广阔地区的管理，而且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在中央设置了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帝师和宣政院。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并大量任用当地土官，因俗而治，史称“土司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塞防，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接连失败让清政府感受到了来自海洋的威胁。“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而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古代传统王朝以一种“天朝上国”姿态，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朝贡宗藩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殖民主义列强接踵而至，不仅侵犯中国，而且持续蚕食清王朝周边藩属国的领土。……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清朝主要采取了保藩固圉和以夷制夷等应对方略，但其均未能挽救当时中国的边疆危机。

——摘编自衣长春、黄韶海《论晚清边疆危机及应对方略》

材料   西汉至北宋全国人口（户）变化

——据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

材料二   据统计，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仅占总数的4.8%，这种悬殊局面引发了南北政治矛盾。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在乡试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内容比较简单，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则相对深一些。元朝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元朝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取士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材料一   在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中，移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又在河西走廊设张掖郡、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法。此外，政府还采取了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卒于边郡等措施。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二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

——摘编自曹文柱《乾坤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