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 时间 |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程（部分） |
| 1923年 | 李大钊曾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 |
| 1945年 | 蒙、回民族民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乡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
| 1952年 | 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
| 1984年 |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启了民族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时期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民族政策进步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政策。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摘编自朱君奇《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
材料二 中共中央在1983年下发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它的主要精神（1）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2）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道路；总之，“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经过一年的实行，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村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制定“一五”计划的背景，并指出“一五”计划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出现的原因，分析理学与传统儒学相比的进步性。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 唐朝推行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并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辽阔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城、镇等皆有使职专领，都有兵力配备。唐王朝对边疆民族总体上讲是以怀柔、招抚为主，采取和亲和册封政策，以改善或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为了巩固对边疆的统治，唐王朝也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政策，如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边疆施政纲要》，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上都不注重族际治理，而是采取区域治理的方式，从而逐步构建起一个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取代了长期存在的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但是，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摘编自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三 中国边疆治理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边疆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
——摘编自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治边政策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边疆治理成效有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宋代蒙学（小学）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家塾等。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教授，规模较小，学生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教师以学生所交的少量现金或财物作为办学费用，塾师的生活往往相当艰难，时常无下锅之米，但这些教书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为提高宋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家塾是官宦世家或富裕之家聘请老师教育其家族子弟的私学，如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设有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宋代蒙学以识字、习文为主，同时也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由于蒙学设置相当普遍，城镇乡村处处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这对培养儿童道德素质和增长知识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游彪《新编中国史：宋史》
材料二 近代教育学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尊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要以教育家的“民主精神”，去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天性，实施系列教育。1904年田汉在上海创办的“育婴堂”，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教育机构之一。此后，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设施相继涌现，它们开设文化知识、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
——摘编自朱永新《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蒙学的特点，并分析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儿童教育发展的背景，并概括其特点。
材料一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朝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创建了路制。宋代统治者从唐代转运使的设置得到启发，将这一临时差使变成固定官职以转输地方财赋。宋初在方镇取消之后，中央政府无力直接管理三百多个统县政区，于是设立路来实行间接管理，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和安抚司（帅司）。漕、帅、宪、仓四监司是宋代的重要发明，自郡县制成立以来千余年，各级政区都有单一首长，认为到了宋代才一反成规，分割事权于各平行的地方长官之手，使它们相互牵制，彼此监督，各向中央直接负责，其官员由中央朝官担任。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行省的职掌在忽必烈时期主要是钱粮、户口、屯种、刑狱等民政事务。成宗即位后，行省还具有了领本省军队的权力。行省在权力行使上要受到中书省乃至枢密院的节制。没有中书省和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认为行省官员一定时期内还有去觐见皇帝，尽述职之责。为保证行省官尽职，除由监察机构监督外，元廷还采取了省官互迁和奉旨宣抚的方法。元代行省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制的特点。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路制出现的背景及其创新之处。
(2)根据材料二，指出行省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隋唐时期，周边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借助于发达的对外交通，隋唐王朝还与更广范围的地区有了联系。中亚、西亚和非洲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中亚地区城市的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隋唐时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最终形成。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西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摘编自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中国对外影响力较强的重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东学西传的背景，简析国人翻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要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论政，立行仁与正名二要旨。前者得孟子而大申，后者经荀子而更备。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论，其说遂愈臻详备。仁心之起，源于性善。至荀子复攻孟子，一反其说，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性恶之说既立，则礼之必要，不待深辨而已可知。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朕（唐太宗）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室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引自《新唐书·杜正伦传》《贞观政要》
材料三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孟子“仁心”与荀子“礼之必要”的思想依据。结合所学，简述孟子对孔子“行仁”要旨的发展。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唐太宗选官任人的原则及相关的制度建设。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概括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及其背景，概述其思考在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作用。②以上海为例，简述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并说明借鉴“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变革。
材料一 1909年，农工商部奏准颁行了《推广农林简明章程》，规定各属官员对农林事业要因势利导，量加董劝，“总以境内所有荒地一律垦辟为要义”；凡绅民集股合资筹办农林，若果资本不继、周转为难，地方官查实后应酌拨公款，量予补助；其成效卓著者，“即从优奖励：或缮给匾额，或给予功牌奖札，或酌予虚衔、顶戴，或按照异常、寻常劳绩咨部汇案奏奖”。绅民承领荒地、荒山，地方官在厘定税则时，应“优加体恤”；对于民间农林产业，地方官应“切实保护，如有刁绅劣衿、势豪地痞、奸胥滑吏从中阻挠侵占，以及蹂躏禾稼、砍伐树木等事，一经业主禀报，应即立予究办，按律严惩”。
——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
材料二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其中规定了进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按照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流，加强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这就把农村经济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杨先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农业政策出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和新时期中国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