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河南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南植棉业兴衰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根据儒家学说，皇帝首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百姓效法的榜样；他还应爱护子民，为百姓谋利益：他应该有高度的睿智，知人善任，把国家管理好；他遇事应该能有正确判断，从谏如流；他还应该遵守先王成法，一切按规定办事。所以，从理论上说，受到许多的限制，他活动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习俗、鼓励发展经济、革新文化教育的法令，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具体形象。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传播。
——摘编自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决定地方政府的事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准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理想中的皇帝应具备的品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少年姚莹人格形成的有利因素，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
(2)据材料二，归纳姚莹挽救危局的应对之道，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再造”的内涵，归纳中国人为“再造中国”作出的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贵于物。《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在智者学派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哲学思想是属于个人的脑力劳动，哲学家个人的品格、爱好和学识，甚至他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所能发挥的自由作用就可以大得多，对以后哲学的发展也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由于惯于归纳和概括历史和经验事实，善于分析和推理，对于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前言》
材料三 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也陆续传入国内。中国出版业由此在晚清时期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跨越……在“出版救国”思想影响下，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等对洋务派的译书阅读甚多，期望甚大；康有为曾经购买译书“以赠友人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王韬评价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此外，洋务派翻译出版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书价较为便宜，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译书发行量，有利于更广泛地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技术知识。
——万安伦《洋务派翻译出版活动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人本思想的主要内涵。结合所学，简述战国时期这一思想在政治伦理上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希腊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古希腊哲学家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简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举一例洋务派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并概括“出版救国”活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茶馆是成都的一个文化象征和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后，茶馆中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旧时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等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
——据王笛《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社会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