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2年－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
| 时间 | 地点 | 对联 |
| 1912 | 某地农村 |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
| 民国初年 | / |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
| 国民革命时期 | / | 和为贵，三民主义指导革命； 斗则胜，一切权力收归农会 |
|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 江南农村 | 平分土地，斧头开辟新世界； 阶级斗争，镰刀割断旧乾坤。 |
| 1945 | 成都 | 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 |
| 1949 | / | 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
| 1958 | / | 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
| 1979 | 农村 | 三十年前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三十年后又分地，耕者有其责。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任意两副对联进行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即所谓“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二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设劝农官。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派劝农使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蒙古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取名的时候，采用汉人的字、号习惯，或者像汉人一样取俗名、小名……在道德观念上，部分蒙古人接受了汉人的习俗。在色目人、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学习和掌握蒙古语言文字、使用蒙古名字、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
——摘编自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行省制”是如何促进元朝民族交融的。
(2)根据材料二，从民族交融的视角评析忽必烈时期的经济政策。
(3)根据材料三，概括元朝蒙汉民族间交融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动用《中央日报》等一切宣传机器，几乎天天登载“围剿”红军的消息。红军四波赤水转战川黔滇边时，该报从1月到3月陆续有报道，如称“黔北之匪，自被击溃后，成股逃窜者不足万人，余均小部”“匪子弹用尽，患病亦多，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沿途伤病饿疲倒毙之匪，遍地皆是”。
在国统区，还有一大批民营报刊，也对红军长征情况有所反映。如红军强渡乌江，《国民公报》发表《朱毛残部只剩两三万人，由鸟江强渡北窜》，称“朱毛残部，由瓮安乌江上游强波，向湄潭遵义北窜，一部仍由石阡余（庆）强渡北窜，据俘获汇称，沿途伤亡颇众，逃亡尤多，现剩二三万人”。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二 1936年2月，董健吾受宋庆龄的派遣，到达陕北瓦窑堡。他聆听了博古、林伯渠、王稼祥等人有关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和重要意义，以及长征见闻和事迹的介绍，还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后来他编写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该文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介绍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随文还附有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及“毛泽东像”和“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图片。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三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以充满激情的文笔描述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事迹。例如，7月初在从卓克基翻阅雪山向毛儿盖进军途中，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迷失方向，.断粮四日，冻饿而死者达三分之一。后来红军主力得到第6团救援电报，派运输队星夜赴援。这些僵卧在冰雪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了。
——摘编自刘统《新发现的一篇介绍长征的珍贵文献---<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与材料一中的报道有何不同？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关于红军长征不同报道的史料价值。
材料 “昨据尔（英）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例，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币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析，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四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隆皇帝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达清晰。）
材料一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 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 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 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1）结合所学，任选儒、墨、道、法诸家中的一家思想，对材料一所述观点进行评析，并指出该思想主张在当今的社会价值。
材料二 现代考古表明，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本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人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必须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根本要义。中华文明和域外异质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文明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
（2）阅读材料二，概括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陆贾《新语》
（炀帝）自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怨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隋书》
（1）依据材料一，分别指出秦朝、隋朝短暂而亡的原因。后世王朝借鉴前朝速亡的教训，都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敝，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子语类》
材料三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
——苏洵《嘉祐集》
（2）依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北宋初年的改革措施。
材料一 孔子曾为委吏（主仓积出纳），又为乘田（主饲养牛羊），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郏子来鲁，孔子即从之问古官制。周室东迁，丰、镐旧物，散失无存。东方诸国，犹得存周礼者惟鲁。孔子居文献之邦，故得大成其学。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百家争鸣的解释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不仅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摘编自薛国中《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1）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能够“大成其学”的因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学”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或者自己提出的新观点展开评析；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 A．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 B．推翻了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
| C．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历吏 | D．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
材料 对《天工开物》的各种解读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些奉19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为圭臬的学者，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可堪与欧洲对等的个案，找到欧洲的镜像。因此，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著作之存在，是中国人有志于工艺知识、技术和实用手段的一个有力证明。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宋应星之后没有学者沿着他的路数、用他开创的包罗万象的方法来了解工艺知识，这恰好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对实用事物和技术缺少兴趣；或者，他们将这本书看作一个文明的标志，而这文明中的发明和创造能力都正在趋于衰落。我在这里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在我看来）宋应星对于“天工”和“开物”这两个语汇的使用，意在将自己的文字纳入一个更大的关联当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他相信，通过描写这十八个遴选出来的工艺领域，人们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的宇宙规制（“天理”），了解这些规制能让世界进入“治”的状态中。
——《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围绕材料中关于《天工开物》的解读，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其中一个观点加以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进入北京……尽管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件，但却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认。据统计，“在200年时间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其输之科学，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学。”
——杨志文《耶稣会与西学东渐》
材料二 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比如“祖先崇拜”、“儒学崇拜”等。康熙帝对此批示：“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00年，康熙帝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已成定局。“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评述》
材料三 （清末民初）由于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各路人才在这里汇聚，不仅有众多兼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教士，而且还有一批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从西译著作中，由自然界引申到人类社会，使当时处于惆怅的中国多了一份思考和选择。如严复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使梁启超、康有为等力主改革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似乎从中悟出了中国的某种道路。鲁迅知有新书《天演论》出版，便花了500文钱买了一本，读后顿觉眼界大开。鲁迅想以科学救国和他从事文学的唤醒民族的思想底蕴是完全一致的。
——陈敬全、朱新轩《上海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和作用》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三，概括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较之材料一、二中“西学东渐”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