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材料   1912年－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湖及启示》

材料   李渊称帝后，“率土之众，十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调弊之后，饥寒重切”，鉴于此，武德元年(618)，李渊下令唐军所行之地给复三年，自余给复一年。后又颁布《罢差科徭役诏》，宣布“新附之民，特蠲徭役，欲其休息，更无烦扰”。同年，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半羡，则增价而收”。武德二年，初定租调之法，每丁租二石，绢二文，绵二两，同时规定受田农民均可输庸代役，日绢三尺。武德四年，李渊下令发行开元通宝钱，“轻里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武德六年，发布《劝农诏》，命令州县牧宰，对追征输送，及寻常营造，一律停止。武德七年，又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100款，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武德八年，李渊鉴于各地斗秤轻重大小不一，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但同时，武德年间还存在“政刑纰缪，官方弛紊”的弊端，以及官员烦多、开支加大的问题，受种种条件制约李渊未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摘编自王士立《略论唐初李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