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大班”是清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清朝的许多涉外事务是通过大班与行商的往来合作完成的，大班与行商通常只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贸易管理的关系。
1833年，英国政府任令律劳卑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取代此前的大班，但英国既没有发给他凭证，也没有通知清政府。1834年7月25日，律劳卑未经准许，擅自抵达广州。律劳卑向行商表示，他要立刻以英王代表的身份直接与总督往来，并致函总督卢坤，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广东地方当局拒绝接收其公函，称“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但律劳卑置之不理。9月2日，广东发出告示，下令停止中英贸易。9月5日，律劳卑令军舰强行驶过虎门，与清守军交火，在广东当局抗击下，律劳卑命令军舰离开广州。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就是所谓的“律劳卑事件”。
——摘编自朱谐汉《律劳卑事件》等
评析“律劳卑事件”里中英两国的做法。
一个做法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逼迁沿海居民，尽毁沿海民房物资和船只，在沿海地区挖界沟、筑界墙、设警戍，其目的是制造出一个无人区以作为隔离地带，即所谓“立界移民”，又称迁界。
一次对话
（《康熙起居注》记录了1684年康熙与大臣席柱的一次对话。）
康熙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
席柱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等处系新得之地，应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康熙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一些规定
| 1683年 | “（迁民复归故土）甚为紧要，应察明原业，各还其主。” |
| 1686年 | “外国船只在四海关中之一交了进口税，其他三关不得再重复征税。” |
| 1689年 | “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俱免其收税。” |
| 1715年 | 禁止将船只卖给外国，禁止水手超额，禁止海员出海多带米粮等。 |
| 1717年 | “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 |
——据韦庆远《明清史新析》
对康熙时期（1622-1722年）的海疆治理进行评析。材料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汉种者有三：（一）杀匈奴猾夏之势：……张博望首倡通月氏结乌孙之议，卒以断匈奴右臂……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远遁……自今以往，如有能继博望之精神以对于外种者乎，则世界之历史，安见为阿利安种人（注：白人）所专有也！（二）开欧亚交通之机：……盖中国希腊两文明种之相接近实起于是，是黄种人与阿利安种交通之起源也。……而沟而通之者，实始博望，博望实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也。（三）完中国一统之业：……遂开滇池，达交趾，卒使数千年为国屏藩。虽其事不专成于博望，而创始之功，实博望尸（注：掌握）之。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902年
(1)根据材料，归纳张骞历史功绩。
(2)根据材料，依据材料及结合所学评析梁启超观点。
材料 国内史学界把从1912年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改旗易帜这期间16年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这个政府的评价总是停留在原始阶段，普遍认为北洋政府本质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傀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在其 2014年出版的《重巡近代中国》 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结合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评析材料中马勇的观点，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预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后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唐朝设置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其目的也在于此。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空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三省制的运作过程并指出唐朝设立三省制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三省制。
材料一 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至（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摘编自梁廷桁《粤海关志》卷25《行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列强的协定关税权。自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大权近半个世纪，他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海关管理制度与现代邮政系统。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三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独立的专门的海关税法，统一了全国关税制度。它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史上洋人把持近代中国海关大权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税制度发展变化的认识。
上图分别为唐宋时期书院分布图。从图中提取有关唐宋时期书院变迁的信息，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宋两个时期书院的发展，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材料一、二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对此可得出什么初步结论？(2)请从史料类型和史料实证的角度，评析上述材料对研究“上书”焦点问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