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安石认为，要改革政治，就要统一思想，最好从教材着手，使未来的改革人才，从学校时起，就受到改革思想的熏陶。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编订《三经新义》， “三经”是指《诗》《书》《周礼》， “托古改制”就似乎名正言顺。王安石重新注释儒家经书，提出新的见解， “立政造事”，实际上是王安石自己政治思想的表述。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正式颁布，作为学生必读教材。 “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保守派认为，王安石“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后来，新法尽废，作为统一教材的《三经新义》就逐渐销声匿迹，版毁书亡。

——摘编自熊承涤《王安石的变法与教材改革》

材料   “载厘改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财政税制改革之一。厘金最初是曾国藩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需军费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税收，后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税率也从最开始的1%涨到20%甚至更多，几乎达到“无地不征，无物不税”的地步。作为一项彻头彻尾的弊税，厘金制度从一开始就钳制了生产流通……又由于地方政府每年只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小部分税收，及至军阀林立的北洋时期，厘金已然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石。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决心启动“栽厘改统”改革。

如果单纯地把“裁厘改统”看作一场为外交活动提供便利、为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而进行的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两个主要目的都达成了。总而言之，“栽厘改统”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利于自身，但不利于民生。

——摘编自孙晟《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效果评析》

材料一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3日）

材料二   小华同学在学完第22、23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相关内容后，开列了一份史事清单。

材料一 朱熹主张通过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儿童只有从小明确了每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才能正确地树立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读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读书能唤醒内在“善”，使得个体得以成长，完善自我生命。在人际交往等方面他也提出了一整套的修身立命的教育思想。朱熹的家国情怀具有古代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性，他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表现，“万物皆有此理，皆出于一源。为君须仁，为臣须放，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由于朱真的自身经历，他提出“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的论说，他认为“忠”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还是从上到下都应践行的准则，他把“忠”置于天理之中，大力论述了其价值的合法和合理性。

——摘编自甘秋月《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亡国”与“亡天下”加以辨析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黄宗羲也指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忠于一家一姓的狭鹽爱国主义，具有极大地进步意义，为近代爱国志士们所推崇和景仰。

——摘编自戴叶《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