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红星照耀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红星照耀中国》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唐时期相比，近代中国外交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卜风贤《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
材料二宋 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至隋唐农业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商业革命”的具体表现。为什么材料说商业革命“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古代中国经济结构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格义”就是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哲学概念。）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材料三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漫长历程，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他们的探索活动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末清初东西方交流的主要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2）材料二认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分别出现了怎样的文化倾向？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先进中国人“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特点。
| A．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 B．推翻了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
| C．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历吏 | D．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评析材料中有关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充分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一 （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二 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
——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材料三 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新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等，也都需要懂得相关专业的干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1)据材料一，归纳科举制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对科举选才的基本看法。分析梁启超上述议论的目的。
(3)在近代，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而在中国却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述。
①该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真实
②该作品通过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鞭挞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
③该作品渗透了忧伤的感情，其中也有怀念中原故土的篇章
| A．①② | B．②③ | C．①③ | D．①②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