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地区书院分布统计简表

——摘编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书院的发展和兴盛不是偶然的，其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指出，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无暇顾及学校的修建，学生往往苦于没有地方求学，因而一批学者选择了创建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形式，来满足当时学生读书求学的愿望。宋朝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都为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朝中要职甚至军务均由文官来掌控。为稳定宋朝统治，争取士人，宋朝统治者开始支持书院的发展，不断有赐书、赐额、赠田、赠屋的举动。

——摘编自张晓荣等《宋代书院发展的背景及其特性》

材料   西汉刺史除对二千石(郡太守)及王国相进行监察外，其侧重点是对诸侯王实行监督，可以监督“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者，表２所示是刺史监督的几个具体事例。

—摘编自罗庆康《汉代刺史的职权及其他》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材料一   战国中期，秦国虽拥有广大的土地，但要发展农业生产却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商鞅从秦国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使三晋之民的“徕民”政策。为实现这一政策，商鞅对迁入秦国的农民不仅赐予田地和住宅，并免去他们三代的徭役，不需要他们当兵打仗，只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生产。当时的秦国家庭还保持着几代同居的习俗，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就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以及以个体劳动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措施通过加强劳动者在各自生产领域中的主动性，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率。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阡陌原本是以井为单位的封给贵族领主们的封疆。这些贵族领主们把封地死守起来，使之成为谁也无权过问的独立王国。他们的封地是世袭领地，既不出卖也无人敢购买。“开阡陌”就是打开了领主们的封疆，使得一些新兴地主阶级可购买到土地或通过军功爵得到土地，这就发展了地主阶级经济。“平赋税”剥夺了贵族领主们不课不纳的特权，让他们也担负国家的赋税。而国家把从贵族领主那里收到的土地，赏赐给有功将士，使有功将士奋勇作战，努力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摘编自宋青林等《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

材料一   北宋的局部统一，使南北粮食品种得到交流。宋太宗曾令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谕百姓种植北方的粟、麦、黍、豆等作物，由淮北提供种子；江北各州则学习南方广种水稻，并免其租。此后，河北、河东，京西、京东等路，都逐渐推广种稻。宋真宗时，下令将从越南引进、原在福建种植的占城稻，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不择地而生”,水稻的种植面积。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元代实现了南北统一，使农作物交流更加广泛。江北的粟、麦、黍、豆向南方进一步推广，南方的水稻也继续向北方推广。水稻远远超过其他作物而成为元代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北方地区，甚至在元中后期经济发展衰频的情况下，还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地区大量栽培，且“岁常大稔(丰收）”。伴随着水韬种植的推广，土地的开垦面积增加，尤其是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范围不断扩大，主要为圩回、梯田、淤田、涂田、湖田等的垦辟。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经济恢复，国力强势。但边疆匈奴的威胁仍然严重，王圆问题影响着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严重困扰着年轻的汉武常。如何根治新的社会问题，建立大一统的强国，成为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常的治国目标。因而，刘安的《淮南子》宣讲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已经无法作为汉武帝时代及后世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了。

董仲舒等一批研究和推崇儒学的学者受到重用，可以说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儒家学说的内在特性与统治者梦想的治世意愿相吻合。儒家思想地位逐渐上升，直至取代道家思想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重仲舒的作用不可忽视。董仲舒是“识时务的俊杰”,为儒学经学化，官学化，制度化作出了巨大赏献。董仲舒抓住汉武帝“策问古今治道”的历史机遇，提出了新的治国指导思想，被汉武帝及之后的统治者所采纳、重用。汉武帝时代造就了儒学大师董仲舒，董伸舒的治国策略也为汉武帝谋划了汉朝“大一统"的蓝图。

——摘编白朱冠艾、陶立明《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君示》

材料   善书（古代民间流传的劝人从善的书籍总称）于宋朝正式出现，盛行于明清。善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圭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其伦理精义，亦杂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文义上的通俗性与操作上的简易性使善书大行其道，与戏曲、箴言及家礼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

明清时期，善书广泛流传，不论贫富老少、高低贵贱、都市僻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善书的影响。善书的传播主体有善人、宗教界人士、职业传播者、家中长辈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士子也主动参与善书的传播活动。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善书，大多于书末标明“欢迎翻印，以广流传”“欢迎翻印流通，公众自由取阅，功德无量”等字样，筹印善书的人们也免费赠送善书。

——摘编自颜湘君《传播学视域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材料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中，出现诸如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土匪问题、二流子问题等的干扰破坏。为彻底荡涤旧社会残余，顺利进行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对边区存在的问题进行革新与治理，例如鼓励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这样既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树立了她们自食其力的信心，也为繁荣边区经济和支援前线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雷甲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举措，如进行土地改革，使亿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生存依托；颁布新《婚姻法》，使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与男子平等的建设者；改革教育方针，学校面向工农子弟，并开展扫盲运动，使劳动大众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实行禁毒，使延续百年的鸦片泛滥得到遏制。这些政策举措，紧贴民众生活，惠及普通百姓，切合饱受贫穷苦难的民众世代追求生存保障和更好生活的愿望，因而获得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摘编自李长莉《社会风气与社会治理：建国初百年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