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潘光旦先生在上海某报刊登“中国之家庭问题征求答案”的问卷调查，提出关于家庭结构、婚姻、子女的若干问题，共收回问卷317份。有效问卷中受访人的性别和职业分布：男性受访人226人，其中有学生105人，教育者26人，学问者10人，会计10人，银行业10人，其他职业都10人以下。女性受访人有44人，其中有学生17人，教育者12人，其他职业较少，有许多自己无法辨别职业。

部分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摘编自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

7 . 社会改造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呼声，其主要理念经历了从“群学”到“社会主义”的演变。

材料一   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

——摘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   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社会”成为其总称。从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

——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出现34次；1919年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685次。……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