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2年，曾国藩首次提出“商战”一词，至清末，先后倡说“商战”思想的至少有25人，包括曾国藩（总督）、郑观应（商人、知识分子）、鄢廷辉（商人）、盛宣怀（京官）、刘铭传（地方督抚）、谭嗣同（知识分子、地方官）、严复（知识分子、地方官）、袁世凯（总督）、张謇（知识分子、商人）等。
——整理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西方国家）。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
——据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倡说“商战”的群体的身份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2)有学者认为“商战”思想其实已超出“商”的范畴，请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对外贸易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采取政策增加人口。《周礼》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时期，越国规定女子十七之前须出嫁，男子二十之前须娶妻，同时对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战国时期，国家会派出医生照顾临产妇女，还为多胞胎户提供帮助。宋代政府下令“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代立养子法，准许无后嗣的民户领养孤儿，在各地创设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幼局或婴儿局，并设立举子仓资助贫困之家养子。宋初规定“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明清时期延续了这一规定。
——摘编自倪玉平《中国古代的人口增加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成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从事人口政策纲领之研究。1945年5月，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近四年艰苦努力起草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以《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之名终获通过。“保育有两种意义：一求生育率的提高，二求死亡率的减少。”保育之更重大的任务，不但是要求民族体质健全，并且要求心智理性发展，以期中华民族，千年万世，续存于世界。该纲领提出奖助稠密区域之人口移植稀疏或边远地区，并且通过边区开发促进边民之繁殖。纲领还规定“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的节孕，维护孕妇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
——摘编自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
材料三 新中国人口政策变迁。
| 时间 | 1949—1970年 | 1971—1979年 | 1980—2013年 | 2014—2019年 |
| 政策 | 限制节育和鼓励节育的交错 | 以“晚、稀、少”为特征的计划生育 | 以“一胎化”为基调的计划生育 | 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 |
——摘编自梁建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增加人口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确立人口政策的原因，并指出国民政府人口政策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人口政策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的民族政策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设立互市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三代时期，理想中的天下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多个政治实体并存的格局，身处乱像时代的孔子并未动摇对“天下共主”的追求，而是在规划并指点着中国历史如何重新迈向大一统。
——摘编自闾小波《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材料二 在中华儿女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形成了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大一统”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尽管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
——朱诚如《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历史传承》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表现出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国家统一。我国历史上曾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无论怎样分裂，最终都会走向统一。
二是“要在中央”。中央集权是2000多年封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政府通过文书律令、官僚行政、考核监察等方式，推行政令，维护中央权威。
三是郡县体制。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下地方治理体系的概括。历代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进行管理，如道、路、州、府、省、郡、县等，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治理。
四是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适度保持自治、分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式也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形成周天子“天下共主”局面的主要制度。并结合所学指出孔子“规划并指点着中国历史如何重新迈向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效果。
(2)参考材料二、三，自选一个特点为角度，运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的相关史实，围绕“大一统与国家治理”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题目自拟。（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李元昊（1003﹣1048年），小字嵬埋。李元昊是西夏开国皇帝，性雄毅，多大略，励精图治，勇于革新。继位后，他把国防军编成擒生军（即主力军）、地方军和侍卫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既利于防卫，又利于进攻，既利于镇压国内反叛力量，又利于机动作战。《西夏纪》记载野利仁荣提出：“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主张发扬党项羌族的传统，“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改革一切衰败腐朽的制度，都被李元昊采纳并付诸实现了。元昊还任用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造了西夏文字，尊为国书。重用杨守素等汉人，仿照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建立了中书、枢密、御史台、三司，进一步推进了党项社会内部的封建关系。李元昊还通过刺血盟誓团结了蕃部首领，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其中有“主谋议”的嵬台守全、张陟等，有“典文书”的杨守素、钟鼎臣等，有“主兵马”的成逋、克成赏等。
——摘编自《重创齐丹君的战略家李元昊——历史悲剧与辉煌业绩》
(1)根据材料，概括西夏李元昊革新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元昊革新的影响。
材料一 商时期，殷人认为自己乃是“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周人也强调是正是因为“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所以才能够“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开始，经周公而制度化……，但始终保存了……神圣性，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这一时期治国理政的目的是让统治者能够“修德”而维持统治，警惕天命从自己跑到另一个统治者手上。
——摘编自王聚芹、饶一鸣《先民理想国：商、西周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研究》
材料二 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面临的是生产破坏、经济凋敝、民人穷困的局面。在治国方略方面，黄老思想继承发扬了《老子》中“清静无为”、“崇俭禁奢”、“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主张“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强调“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做到“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而“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刘邦、萧何、曹参、王陵、周勃、陆贾等皆为沛县人。沛县在战国时即属楚国。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老子、庄子皆楚人。
——摘编自晓红《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国家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前期治国方略调整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古代治国理政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渝垦田。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群体，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督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时期重庆移民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抗战时期重庆移民相较于明初的新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三峡移民的认识。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
材料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约，基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通过《海关进口税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其税率从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高到50%；1933年5月，再把最高税率提高到80%，以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向来占进口商品第一位的棉纺织品，在提高进口税率后，进口量锐减；印花布在1929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90%。1933年12月17日，公布倾销货物税法施行细则，并同财政部、实业部一同设立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涉嫌倾销的外国商品，规定对倾销最严重者，如布匹、煤、水泥等，实施反倾销税。
——摘编自宗玉梅、林乘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
材料二 1930年由胡佛总统签署生效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成为美国历史上关税水平最高的关税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其中50种由免税改为征税，对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0%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0%。此后，美国又多次修订关税税则。受通货紧缩的影响，从1930年下半年到1932年下半年，美国有效关税率提高了30．8%，进口价格平均提高9．9%，美国进口规模下降了40%，研究表明，其中22%缘于高关税。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迅速跟随美国，提高进口关税。英属印度、秘鲁、阿根廷、巴西、立陶宛等国也普遍宣布增加关税。从1929～1932年，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
——摘编自孙玉琴《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税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税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从经济大萧条时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税政策中所得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