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创造，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的社会风尚，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鼓舞人心的劳模精神。在新时代，应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摘编自储新宇《弘扬伟大劳模精神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伟大意义。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三：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农业转型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本思想，是出于对民的同情，带有浓厚阶级感情色彩：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本思想，则有着鲜明的政治意义；晚年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他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民认识上的思想飞跃。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和后世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完成“飞跃”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1)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政府对士绅参与地方权力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这种变化的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晚清中央权力不断下移的原因，并分析中央权力下移对20世纪初期中国政局的影响。
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
(1)据材料指出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并结合所学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的影响。
材料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由29个成员国共同发起。论坛成立的初衷，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论坛当今的使命，是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该论坛每年定期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年会，部分年会主题如下
| 身份 | 年会主题 |
| 2002年 | 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 |
| 2003年 | 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 |
| 2004年 | 亚洲寻求共赢——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 |
| 2005年 | 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角色 |
| 2006年 | 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机会 |
| 2007年 | 亚洲制胜全球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
| 2008年 | 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 |
| 2009年 | 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和展望 |
| 2010年 | 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
| 2011年 | 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
| 2012年 | 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
| 2013年 | 革新 责任 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
| 2014年 | 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
| 2015年 | 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 |
| 2016年 | 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
| 2017年 | 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
| 2018年 | 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 |
| 2019年 | 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 |
| 2021年 | 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
| 2023年 | 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 |
——摘编自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简报
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主题折射出论坛本身与当今世界的诸多变革与动向，请你结合上述年会主题，自选角度，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江西一带的红军的苏维埃区，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美术兴起了。这些美术紧跟着苏维埃区革命形势而发展。为了教育士兵、 向群众宣传、 配合政策讲解等革命的需要，苏区的画报、传单画、标语画及壁画等，几乎同时产生。 当时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所谓“画报”，不是油印，便是石印，作画所需和颜料，也来之不易。画家，有的是在知识分子中选拔，有的是在工农士兵中培养。当时的组织，出于对革命的需要，对于美术工作是很重视的。1929年古田会议，就曾提出：“根据教育士兵的需要，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和争取敌方群众的需要调动文艺的力量，要艺术地编制士兵的教育课本，要把革命故事、 歌谣、图、报当作教材把红军中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出版石、油印画报。 ”自此以后，红军的美术活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居然在“中央苏区到处可以看到壁画”。
——摘编自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
材料二延安革命美术，多数是群众性的，宣传抗战，宣传革命。譬如延安的城墙上画有巨幅的宣传画，街头巷尾贴满了标语或标语画，同时还举行美术作品展览。1941年的美展，展出了木刻、漫画、招贴画以及雕塑和摄影。诗人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日》的评论，称赞了这些革命美术。1942年的1月、2月，延安先后举行了“反侵略画展”，华君武、蔡若虹等都有较多的作品参加展出。2月，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举行三人的讽刺画展，轰动了延安。这些画家，后来又画了许多反法西斯的作品。许多木刻家，不辞劳苦，竟深入敌人后方举办木刻展览会。有的作品，则配合生产自救进行宣传，并运用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创作，由于内容与形式都为群众喜闻乐见，博得广大群众的好评。
——摘编自华夏等《中国美术通史》
(1)根据材料一，简述革命根据地美术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表现。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继秦朝之后，西汉统一了长城以内的农业区。 匈奴单于统一了长城以外的游牧区，包括汉长城以西和天山以北的游牧区，天山以南的农业区也受匈奴单于的控制。匈奴统治了许多其他民族，如东胡、乌桓、丁零、小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以及天山以南的各农业民族。西汉政府严禁“精金良铁”运出关塞，但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掘的匈奴西岔沟贵族墓葬中，却发现了大量来自汉地的铁工具、 兵器、 铜镜、 马具、 服饰和货币。 其中汉式环首小铁刀和铁锥多达二百五十余件， 还有数量可观的铁镬、 铁斧、 铁锛和铁锄等金属工具。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女真人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朝以后，继承辽朝疆域，统辖东北地区。 辽朝农业地带主要集中在西拉木伦河和辽河流域，金朝农业垦殖区向北扩展到今黑龙江乌裕尔河流域。 虽然这时的农业开垦仍呈零星和点带状形式分布，但农田的分布范围已持续向东北继续扩展了。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出土了大量的农具，包括犁铧、 铁锹、 铁铡刀等，各式各样的铁制农具，不仅数量、 地点与辽代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属于精耕农作所使用的工具，在金代时常可见。农业生产方式已不仅仅是汉、渤海等旧有农业民族的生产形式，女真、 契丹、 奚等游牧民族也相继投入农耕生产的行列中。 由于垦殖区扩大和技术提升，金代粮食质量和产量比辽代提升许多，松花江流域成为金王朝立都的基础。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初长城内外的基本政治、经济格局及匈奴控制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少数民族政权对北方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从学理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根本否定，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成为其后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其“民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权力。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材料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也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1940年底，国民党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必须要团结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才能确保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有效化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尹恒《简述抗战时期陡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民权”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三制”政权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 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管理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等法规相继颁布和实施，有效地解决了垦荒、婚姻、禁毒等问题。农业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发起军民大生产运动。工业上，合理调节劳资关系，公私兼顾，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到私营工矿资方的利益。边区政府成立了自卫军以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建立了从军人到农民、从成人到儿童普遍涉及和涵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技能。陕甘宁边区被建设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管理方面的模范区。
——摘编自孙都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管理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社会管理模范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陕甘宁边区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