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宗“端拱二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神宗元丰年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舶缸，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到元丰八年改为：“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魟者，以违制论”。外国商船也要申领凭证，规定“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若速禁以堪造军器物，并不过越所禁地”。元符三年“又诏应蕃国及土生蕃客，原往他州或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诣实，给与公凭”。

——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晚清实银的成色在各省通用的宝银共计一百零四种。随着贸易的发展，记账方式需要更简洁的方法，由此代表实银交易符号一虚银便产生了。虚银的一般符号是“平”，主要有六种.1855年，外商采取步骤用墨西哥银元取代本洋，但是遭到了中国商人的拒绝，上海已处于商业交往没有价值标准的困境之中，——无论是买或卖，都不知道收受什么或必须支付什么。咸丰年间，上海的外国银行和商界议定，将双方来住帐目一律改用规元计算，计算时首先把宝银换算成纹银成色标准（清朝法定银两标准成色），再以九八除之即得规元数，因此得名九八规元。自1857年，上海商人改用规银作为记账单位后，使上海的通用记账虚银单位只有规银一种。

——摘编自刘育梅《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

材料三   建国初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特别是通过与前苏联的进口贸易和使用其政府贷款，中国引进了急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同时，中国努力与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千方百计开拓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和官方贸易渠道，此时的出口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用于换取外汇。

——尹智超《新中国70年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材料一   在1560年左右，一艘西班牙货船将美洲的马铃薯运回国。而马铃薯在西班牙多数时候是由于品相难看被人当成是“球菌”，除了将马铃薯提供给远航少食的水手和作为牲畜的饲料外，人们拒绝食用马铃薯。在当时的欧洲文化体系中，土豆属于茄属植物一类，会导致麻风病，因此高傲的欧洲人拒绝食用这种属于未开化、被征服种族的食物。而在英国，由于女王的厨师不幸误将马铃薯的块茎扔掉而烹饪了含有毒素的叶子，导致宴会人员身体不适，女王下令禁止食用马铃薯。马铃薯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普及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德国人，因为18世纪中叶德国发生瘟疫，马铪薯价值凸显。自此，马铃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传播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英国，成为欧洲国家全体民众的主食。它改善了整个欧洲国民的身体素质，使他们在180年间，人口增加了17倍之多，但单一的马铪薯种植也为后来1845～1848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埋下隐患。

——摘编自孙可歆《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历史社会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环境适应力强的美洲高产作物被引进中国，使过去那些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和高岗山坡成为宜农土地。同一时期受到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国家政策也开始鼓励人们尽力垦殖，在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即“棚民”的活动范围及强度迅速扩展，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高阜处所，种植茶树、山薯、杂粮等物。或傍崖为屋，或砌石成蹊，谷口崖腰，人烟相接。”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的景象。

——摘编自魏梦菊《明清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供销社：时代的烙印

木柜台、玻璃橱、五花八门的商品……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一个典型的供销社场景。每天凌晨，养殖户们把猪肉运到供销社门口，售货员确认好肉的重量后，把肉搬上摊位……待一切准备就绪时，外面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大家都高举着肉票，身子一个劲往前倾，唯恐少了自己那份。每天都有小孩跑到供销社里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各种零食。然后在某一天，父母终于经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到柜台前给他买一颗糖果，或者一块糕点，孩子就像是捧着宝贝似的，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炫耀一番，那种幸福感停留的时间可远远长过糖果的甜味。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供销社几乎就是人们获取物资的唯一途径。而且只能是凭票购买，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就连买烟都得需要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物资也开始丰富起来，慢慢地，大家不用再凭票买东西了。1988年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各类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供销社的辉煌时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