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7—1944年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统计表单位：万石

——摘编自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43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各根据地以“组织起来”为口号，大力发展合作制经济，使合作制成为根据地的主要经济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力图通过合作制，开展生产，发展经济，解决边区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从合作制经济视阀对陕甘宁边区盐业的生产和运输进行研究，可了解边区盐业是怎样被“组识起来”的，以及合作组织在盐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合作组织和盐业发展二者之间调适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亦是边区盐业经济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

——摘编自胡杨《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中的合作制实践》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材料一：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太）保、（太）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摘编自徐德亮《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材料二：尽管军机处在1732年正式成立，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1736年〕中断1年），但它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

——摘编自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