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u）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适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火，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翦伯赞《题昭君墓》

材料三：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

——《魏书·高祖纪》

材料四：（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竟为之。

——《后汉·书五行志》

材料一   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识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概括为两项，言简意赅：“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第二项之中，实还包含有另一要项，即赵翼在《廿二史记》借“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所申述的由“世侯世卿”，改为中央政府任免的“流官制”。

——摘编自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材料二   在西周的存续期间，对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采取了有效的统治政策。如对西部管理贯穿西周统治始终，早在周文王的时候，通过“伐犬戎”“克密”“伐崇”基本扫除了西部的不稳定因素，并通过分封将这些地区纳入西周的统一之下。汉初在政治体制上部分地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但面对当时形势，又不得不重拾分封制。回顾汉初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从公元前202年汉朝初立到公元前154年平定“七国之乱”，汉王朝一直为分封制所困扰，正如当代文学家吕思勉说：“封建者，过时之制也。汉初用之，虽一收夹辅之效，然其势终不可以复行。”

——摘编自尚绪芝《西周、汉初分封制比较》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自秦代以来就重视采取合适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地区实行与中原内地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以有利于国家的巩固与民族的团结，从秦到宋，基本上行的都是羁縻政策。有的少数民族只是表示臣服，受领封号，不时朝贡，名义上内属而已.有的少数民族虽然在王朝版图之内，但朝廷并不过问其内部事务，只是通过其首领来实现间接统治，有时虽有内地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域的名称，但实质都与正式郡县制完全两样.元代以后，改行土司制度，表面上还是采用羁手段，但实际上已通过派至土司当中的流官来进行半直接的治理，明代中期起又逐渐采取改土归流政策，经过四五百年的调整，才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纳入郡县制之中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接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由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を）

5 . 材料一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宋）范成大

材料二   ：

清代中期农业税与工商业杂税变化趋势图

材料三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国际汉学界，宋代被誉为“最伟大的时代”“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商依赖200吨以上的大型商船，组建庞大商队，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宋代进口的“蕃货”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输出品则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尤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出口商品。这和北宋中叶以来在煤炭革命的带动下，手工业生产部门产出能力显著提升有密切关系。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的出口商品可达二百种。泉州、广州、温州、明州等沿海城市也由此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这推动了江南部分地区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演化为农商并重的结构。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明清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比，在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方面，则有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明清时期，棉、麻、桑、茶、甘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繁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与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