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文化觉醒”理论为解读近代中国文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我想甲午中日战争真正带给中国的教训和启示就是如李鸿章所讲的,一场战争让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终于把中国长长的大梦惊醒了。”中国终于在悲情的状态下重新出发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马勇《甲午战争十二讲——温情敬意看历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1919年5月,李大钊把《新青年》六卷五号编辑为“马克思研究”专刊……此外,还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产业工人达到200万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

——摘编自李步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材料一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材料二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欧、美为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1906年）

材料三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世界史上通常称16世纪前后为西欧商业资本主义振兴的阶段。但商业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大转换，因为这还是一种积累性变迁。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海外扩张，使地中海商业转移到大西洋上，出现了新的生机。新航路的开辟，使具有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快速在经济上崛起，传统的经营模式也被新生的股份公司逐步取代，商业中心也由原来的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摘编自张古来《新航路开辟研究新探》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总体呈保守姿态，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闭关锁国”，保守倾向越来越严重，经济和贸易政策越收越紧。与此同时，中国的私营手工业逐渐占主导地位，社会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并广泛使用白银，进一步引发商业资本的活跃，出现专门的手工业产品和原料集散地；于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刺激下，对外交往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陈忠海《历史上的两种“闭关锁国”》等整理

材料一   西欧城市数量在1100年至1300年间增加了10倍……城市非常需要劳动力，其以各种方式和封建领主争夺农民，甚至给农奴赎金来吸引他们流入城市，而农奴戎佃农因谚语所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乐于改变生活方式。至1300年，西欧的旧庄因制已变为有名无实、苟延残喘的空虚骨架……城市涌现了新兴市民阶级，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为一体的条件下，这些市民阶级以赎买或武力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建立了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城市共和国或自治市，成立由工商寡头、析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制定自己的宪章和行政管理制度。

——摘编自娩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

材料二   唐代至明清，江南地区有很多新城市兴起。在数量上和商业繁荣的程度上渐渐都超过了北方。明清时期的苏州、南京、杭州、松江等城市的繁荣，不仅因为它们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也因为这些城市的手工业（如纺织业等）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非常发达。临近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山东临清、济宁，江苏的淮安、扬州，湖北的汉口，江西的九江等地方成为附近货物的集散地……明朝和清朝在淮安、济宁、扬州等地驻扎有总督或巡抚这样的大官，对外贸易港口也派驻有专职的管理机构。如唐宋的市舶司等。

——摘编自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

材料一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   武帝时，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一   自明朝后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自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币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二》人民教育出版社

材料三   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