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2 .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从米开朗琪罗至伦勃朗，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

——节选自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3 .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马士（美）总结说：“中国人终于认识并接受了这一规律——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