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5年中国农业税征收情况（税额单位：细粮亿公斤）
时间 | 农业实产量 | 实征农业税 | 农业税占实产量% | |||
合计 | 正税 | 附加 | 合计 | 正税 | ||
经济恢复时期 | 3806.5 | 494.54 | 443.88 | 50.66 | 13 | 11.7 |
“一五”时期 | 8017.8 | 933.21 | 847.45 | 85.76 | 11.6 | 10.6 |
“二五”时期 | 6983.2 | 833.32 | 745.66 | 87.66 | 11.9 | 10.7 |
1963—1965年 | 5004.5 | 374.08 | 333.42 | 40.66 | 7.5 | 6.7 |
材料 1952-1978年我国不同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变化趋势
地区 | 1952年 | 1957年 | 1965年 | 1970年 | 1978年 |
东北地区 | 20.65% | 20.89% | 21.03% | 19.20% | 16.24% |
东部地区 | 54.16% | 50.07% | 47.84% | 48.31% | 49.15% |
西部地区 | 11.78% | 15.16% | 15.35% | 15.70% | 16.87% |
中部地区 | 13.41% | 13.88% | 15.79% | 16.79% | 17.74% |
——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提取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材料: 宋代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出现了许多与前朝相比不同的特点。北宋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业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社会环境决定社会意识，在统治者内部， “重农抑商”这个传统观念,有了一定的转变，在“重商”与“抑商”之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商业的地位,更多的人为商人说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宋代有一个新的变化。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材料中的观点,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运用相关史实予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
| 唐代科举考试“取士不问家世”,考生可以自由报考，但对于应举人也有德行、职业身份等限制 |
| 唐代科举考试之前，士子往往向达官贵人投呈作品，称为“行卷”希望博得赞赏；也允许官员向选举机关推荐，称为“公荐”。 |
| 唐朝后期，应举者中出现了许多贫寒子弟，应举及第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福建、江西和湖南。 |
| 宋太宗规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此例一开，工商业子弟应举者比比皆是。宋代连中三元的冯京，就是商人之子。 |
| 宋代真宗朝始，各级科举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试卷经由点检试卷 官、参详官及知贡举官员三级核定成绩后，方能拆封，公布等第。 |
| 两宋时期，仅正奏名进士即达43000人之多，远远超过了前后各代。当时的135 位宰相中，90%以上是通过科举途径获得出身。 |
——摘自上官敬芝 张蕙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变化轨迹研究》
上图反映了1978—2006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变化趋势。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唐前期均田制之下，有“人”即有“田”，到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宋初，统治者因势利导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的流转空前加快。与此相适应，编户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宋政府根据常产的多少和是否直接承担国家赋税将全部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与地主的契约关系，使其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前代有所放松……这样，大量的佃农亦可涌入城市。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清初沿用明“一条鞭法”，丁银与田赋独立存在。随着清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频繁更换主人，加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非常尖锐，为增加人丁数量、稳定税收收入，康熙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彻底将田赋与丁银合二为一，进一步减轻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郝英∶《清初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中后期到两宋时期赋役与户籍制度的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演变的趋势。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阅读材料，谈谈你对两税法不同看法的认识？（逻辑清晰，史论充分）
材料 唐宋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
| 唐朝 | 宋朝 |
| 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文士群体中盛行一些富有激情和活力的活动，如打毯、射猎、舞剑、歌舞宴饮、户外游赏等。休闲文化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阶级仍然是休闲的绝对主体。集体性的宴饮、游赏、节日狂欢较为普遍，如一年一度的曲江游宴。文士热衷于参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视野多关注公共事业和公共领域，休闲目的大多与自身的政治事业前途息息相关，参与休闲活动多为自发、外放的形式。士人欣赏牡丹，如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 士大夫对休闲活动的选择，偏向文弱、静态的休闲方式，如棋类、投壶、捶丸等。休闲文化的主体逐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士大夫偏爱室内静娴雅致的休闲方式，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成为生活中“四般闲事”。士大夫已从群体性的休闲活动中抽身出来，将视角更多的凝聚到自身，更多关注私人休闲领域。大部分士人有了自觉的休闲意识，即便是聚集，也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进行精致休闲的聚会，以此寻求知音，切磋文艺。士大夫赞赏梅花、莲花，如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
——摘编自肖潇《从文士到士大夫演变看唐宋休闲文化变化趋势》
结合时代背景对唐宋知识分子“休闲文化”的演变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材料 下表反映了1873~1930年中国出口货物分类比重变化（单位%）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根据材料，指出某类出口货物的变化趋势，并作出合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