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围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邀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评析。
材料一 1860年代，奕䜣等奏称：与外国交涉，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设立同文馆，招考斗又、天文、算学，采西学、制于器力自强之道。
1898年，康有力奏称：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教之以算数国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吾之教民，束缚于八股帖括之中，惟恐其民之不愚。
清末新政时期，学者倡议：“教育一事，当全国划一，故以颁教育制度为第一要务。”督学大臣张百熙等奏称：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拟学堂章程，颁行各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军国民教育（偏于强身健体）、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和根本。
——摘编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近代以来教育理念的变化。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你如何看待社会变迁与教育的关系。
材料一 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发生了人类精神的奠基。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此时代中，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几乎同时产生于中国、印度与西方，而他们互不知晓。
——摘编自雅斯贝斯《哲学导论》
结合所学，指出“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家孔子、老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学术史上的地位。
材料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六个部管理着整个帝国的生活。……中央各部都由一位被称为尚书的主管官来主持，他有两位副职，头衔是侍郎——即左右助手。在京城和全国，这三位都列身于职位最高的贵人之中。他们负责组织和监督所有的下级部门，每个下级部门都有其副主管官、书记、秘书、助理、管事人和很多别的助手。
除这几个正规部门外，还有另一种参议机构，由三四个成员组成，有时六人。他们叫作阁老，他们的具体职责是负责国家的普遍安全，这是皇上的秘密机构。现在皇上不像以前的习惯那样，公开和阁老一起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了，所以阁老们整天待在宫里，批复呈给皇帝的无数奏折。他们所作批复要呈给皇上本人，由皇帝按自己的看法加以批准或驳回或修改，他的最后决定写成书面文件，作为他的直接命令付诸实施。
——摘编自[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明朝的政治体制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使得中国丧失“朝鲜”这一藩属国的条约及其影响。分析中国古代外交“华夷秩序”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的变化趋势，并对中国近代外交进行评价。
材料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林延清、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根据材料概括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美国初始的边疆政策主要指陆地边疆的拓展和治理。通过西进运动拓展西部陆地疆域，并吸引大量商业资本进入西部，实施赠地及拨款政策，快速发展西部交通。在处理族际关系方面，采取具有一定野蛮性的“熔炉”政策，即让到美国西部边疆拓荒的移民在此被同化、融合成一体，产生一个新的文化形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以及美国的飞速发展，其边疆观念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包含陆地边疆、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软硬结合的边疆观念体系。
——摘编自李朝辉《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治理西部边疆的措施并加以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以来我国边疆治理举措的特点，并分析我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国家边疆治理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二 清朝前期大事年表（部分）
| 1653年 | 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尊号 |
| 1683年 | 清军渡海远征，收复台湾。 |
| 1684年 | 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 |
| 1713年 | 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 |
| 1757年 | 彻底击败准噶尔部 |
| 1727年 | 清朝设置驻藏大臣 |
| 1759年 |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
| 1762年 | 设伊犁将军，总领军政事务 |
材料三 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开疆拓土”的方式，分析清朝“开疆拓土”的意义。
材料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学者张岱年等认为：“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使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 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深层指向，是努力取得作为一个国家真正参与全球化所必需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只有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真正参与全球化才有可能。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全球化，只能是殖民化的全球化。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透彻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思想。他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发展生产力，就只有打开国门“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他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认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
——摘编自龚星其《全球化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成果。
材料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在印度到云南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战略物资转运的空中航线，主要由美国空运总队“租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人员和部分军方人员共同承担这项任务。航线全长约800公里，沿线山地海拔在4.5~5千米之间，最高达7千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从1942年5月初到1945年底，援助中国的物资的81%是在“驼峰航线”上完成的。这条航线的开通，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封锁，对稳定亚洲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战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摘编自刘昕、陈媛《“驼峰航线”亲历者回忆“死亡航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开辟“驼峰航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驼峰航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