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上特别提出了关于红军文化教育问题。1932年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命令，专门对政府人员的识字问题作出规定，设立识字班，所有的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识字。“无论哪一政府人员，如故意忽视学习工作，敷衍了事者，以怠工论”。为了配合识字运动，中央苏区和地方政府还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如介绍“红军的任务”“共产党的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红色战士读本》。

材料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袭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并配有武器。平时集中上课，战时分散作群众工作或参加战斗。针对日军“大自首”屠杀运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运动和儿童的“五不”运动。根据地的冬学、民校识字运动首先讲授誓词，同时把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民族英雄之母马老太太”等用图片、大鼓、故事、诗歌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炳照、郭加齐等主编《简明中国教育史》

材料 清政府顺治年间，山东人口数量逐渐开始回升。但耕地毕竟有限，当开发到了一定程度，耕地面积就不会继续增加，马铃薯等美洲作物耐寒、耐瘠薄、产量高，为人们所青睐。马铃薯等作物生长期短、播种期长，与原来的五谷作物相差较大，容易与传统作物形成年内复种，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粮食单产和总产快速增加。同时马铃薯等作物传入中国后，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棚民，他们依靠这些耐寒、耐瘠薄的作物开垦山地。清代学者汪士铎指出：“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摘编自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