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朝有人依然坚持“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观点，但“华夷一家”的观念已成为这一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基调。唐太宗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这集中体现了唐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对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袭扰，唐朝军队给予了坚决反击。面对境内和周边众多和复杂的少数民族，唐朝政府借鉴了秦汉以来的诸多经验，设置了众多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并对他们进行册封。为进一步密切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唐朝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如唐朝与吐蕃和亲后，文成公主积极向吐蕃传授中央地区的耕作方法，教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同时，与吐谷浑、突厥等民族的互市，不仅使边疆民族地区得到了中原地区的丝织品、茶叶、粮品等生活资料，也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农耕生产所需的马匹等耕畜。

——摘编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民族史》

3 . 《中外历史纲要》中的“洋务新政”在历史上有很多名称，如“夷务”“洋务运动”“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同光中兴”等等。不同的命名隐含着作者的史识。

材料一   在19世纪40-60年代，与外国发生战争、谈判、签条约、鸦片贸易、传教、通商等事项被称为“夷务”。

材料二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注意社会经济变革的学者便把“洋务运动”的名称发明出来了。据考证，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何干之。

材料三   另一些学者则从对外与对内政策相结合的角度，从19世纪60-90年代阶级斗争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它，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材料四   还有一些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同光中兴”等概念。

——据张海鹏《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整理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上海的发展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交汇的产物。

材料一   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使得蚕丝、茶叶等中国土货能够以更低的运输成本集中到上海，还使得鸦片、棉布等“洋货”也不得不集中到上海，进而外国洋行和各地商帮也纷纷云集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了中外商品的集散中心。为了促成中外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以及上海商家与内地商家之间的商品交易，外国银行、票号和钱庄也纷纷进驻上海，上海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了方便把中国货物运往世界各地，以及把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往中国，同时把洋货运往广大内地，又把广大内地的土货运到上海，上海因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航运中心。为了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动位置，上海的中外商家千方百计获取各种信息，新闻报刊在上海蓬勃兴起，中欧之间的电报线路在上海落地。

——冯志阳《丝茶贸易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材料二   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战事对上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二、上海城市中心由县城北移租界；三、客籍移民构成发生剧烈代谢，江浙移民取代开埠初期闽广移民，成为在上海移民的主体；四、城市空间大幅拓展，在城厢和租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众多新市镇。

——周武《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材料三   就上海之“塔”作为红色文化内容输出端来说，《民国日报》尤其是其《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尤其是其《学灯》副刊，再加上《星期评论》《学生杂志》《东方杂志》，这两报三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上海报刊的重要不仅体现在其登载的文章有众多红色文化内容，包括域外共产主义思想，域外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著名红色思想人物的生平介绍和思想评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和报刊上的内容有江南作为其接受端。

——瞿骏《五四运动是上海、江南与红色文化交汇的关键性事件》

材料一   1872年9月，在容闳等人的催动和运作下，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对此，《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消息：“旧金山，9月13日电：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清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很勤奋和很优秀的小姐（因有辫子被美国记者误解）和绅士，容貌俊美，要比任何在这之前曾到美国访问的清国人都好看得多。”

——摘编自1872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材料二   1881年，基于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勒令归国，大清第一次留美教育事业夭折。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众多美国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清朝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摘编自容闳《西学东渐记》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成了拥有多种风格的文化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壁画也发生了地域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艺术传统的多样性。许多壁画创作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与北方少数民族、江南等地区的艺术中常见的各种手法相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的交融促进了中国独特壁画风格的发展，也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摘编自王芷冉《民族融合视域下魏晋南北朝壁画创作研究》

材料二   早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墓葬壁画主要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场景的反映，随着契丹民族的崛起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中后期墓葬壁画逐渐显露出同中原文化趋同的特点。

——摘编自石惠杰等《北方游牧民族古代壁画及其发展现状》

材料三   五代十国时期壁画图像主题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展现了极大的自由性和区域性特点。宋代墓室壁画风格有别于唐代墓室壁画中森严的礼制规范，在题材上丰富多样，且更加生活化，宋代成为继汉唐以后壁画艺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高峰期。

——摘编自金凡茜《宋代墓室壁画中世俗之美演变的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