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

——节选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世界逐渐连为一体，欧洲走出了中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新兴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而在中国，由于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体制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受到阻碍。统治者故步自封，拒绝扩大对外交往，进一步扼杀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伏笔。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论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认为诗古文辞、小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善于治史的人往往能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于非事实中见出事实”；陈寅恪也曾提出：“小说等虽然有很多疏漏错误的地方，但是具有通性之真实。”

——摘编自景蜀慧《“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等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