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亞”形布局。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依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观念产生的历史影响。(2)依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武帝时期出现“真正意义的汉文化”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 A．士族阶层逐渐衰弱 | B．以高门为统治支柱 |
| C．崇尚华丽的审美观 | D．特权阶层内斗不断 |
| A．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 | B．力图避免与儒家的伦理相悖 |
| C．为西晋统一奠定了基础 | D．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
| A．社会高度繁荣 | B．民族交融加深 | C．江南经济开发 | D．政权更迭频繁 |
| A．北魏墓志出现攀附华夏祖先现象 | B．北魏宗室家族皆兴起于河南洛阳 |
| C．北魏丧葬制度保持少数民族特色 | D．墓志铭的内容空虚毫无史料价值 |
6 . 材料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干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摘编自王兴振、胡哲《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河南州郡体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改革河南州郡体制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 A．中原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 | B．鲜卑贵族阻挠孝文帝改革 |
| C．与西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 D．不同民族间存在文化交融 |
①顺应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 ②淡化了鲜卑贵族的身份
③加速了北魏统一北方的进程 ④肯定了世家大族的地位
| A．①② | B．③④ | C．①④ | D．②③ |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