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

材料   清代前期藏书家地域统计表

——据《中国出版史游代卷上》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图书馆和出版总署编译局所藏1867年以翻译著作共有6686种，但“五四”以前翻译的图书所。1958年台北所谓“中央图书馆”编纂的《近百年来中译西书目录》，收录译自西文的书5047种，它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对许多存在偏见，导致了很多漏收，日本人实藤惠秀《中国译自日本书综合目录》，收录了从1868年至1979年110年间的翻译著作5765种（次），与台北目录的5047种完全不重复，出版总署编译局所收录的译作有大量是上述两个目录都没有，例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俄国民主主义，苏联著作等。而上述三个目录都不包含《东西学书录》（1899年，收录西、日文译作537种）、《译书经眼录》（1394年，在《东西学书录》基础上增加530余种）等所收录的译著。

——整理自《中国出版通史代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