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文明如何复兴问题，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力主全盘西化，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梁启超等人在一战后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希望生成世界新文明；辜鸿铭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三种文明之间所构成的激烈对抗性，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冲突的本土表征。实际上，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综合，也体现为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其目的是无限敞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

——摘编自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

材料一   所谓的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是指1894年以前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以前，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某些歧异，但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中法战争以后，它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而逐渐分离出来，表现出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19世纪80年代，中外交往走向频繁，不少人（薛福成等）获得了留学或出使西方国家的机会，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切身体验。中法战争已经表明洋务措施不能使中国自强的事实，早期维新思想家转而要求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君民共主被提上日程，成为当时维新思想家宣传鼓吹的重点。“以商为战”则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入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

——摘编自吴剑杰《论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

材料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儒家的思想专制是造成中国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它通过文化的传播进入国民性中，尤其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和被偶像化的孔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在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文化的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如李大钊、鲁迅等，其广泛传颂的文学作品无不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彻底西化”这种抉择推动了中国传统框架的突破，有利于传统文化惰性思想的消散，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

——摘编自秦晓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