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晚清王朝的本意上说，保持“天朝体制”和“上国”地位是宗旨，所以无论面临多大的外界压力，晚清王朝誓死保留了负责朝贡外交事务的理藩院，这种抗争直至1895年朝贡体系完全崩溃为止。在西方的强迫之下，晚清王朝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外交交涉而按西方的要求设置了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并在上海和天津设置了南北洋大臣，负责一切对外交涉。而自1875年开始，晚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设置的使领制度就更明显地反映出其对近代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法原则的一种适应。1873年，同治帝在紫光阁以“五鞠躬礼”代替朝贡礼接见了当时列强驻华公使与代表，此举解决了自1793年以来中西方外交体制在觐礼问题上的争议。对晚清王朝而言，这实属无奈之下的变通与适应。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就多次发表声明：中国愿意在和平、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不但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而且与中国之间有许多历史遗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着睦邻与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就关于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于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进行了谈判。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以及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材料一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摘编自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式判断一以中美苏三方文献档案对比研究为视角》

材料二   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共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才刚结束，如果不能在1954年阻止印度那战争升级与扩大的趋势，新中国的财政将会雪上加霜：此外，新中国也面临着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逐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恐惧”，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也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中国的安全防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摘编自孙天旭《浅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下中画外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