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英国的济贫历史十分悠久。1601年的《济贫法》就规定，地方教区负有救助贫民的义务；国家开征救贫税，作为济贫费用的专项开支；各地方保安审判官负责组织当地教区的救助事宜。《济贫法》的实施标志着英国的济贫体制基本确立。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影响深远，如对老、弱及残疾人、穷人实行院内救济，不准对不愿意入（济贫）院的贫民给予任何院外救济；收容贫困儿童、青少年到贫民习艺所进行技术培训；对寻找工作的穷人，给予劳动介绍；对健壮的流浪者和乞丐，采取强制收容和强迫劳动。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住所法》，规定凡擅自变更居所的人，都得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非法居留者则被驱逐出境。

——摘编自毛日清《论英国社会福利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材料二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物价飞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加剧了谋生的竞争。1779年，兰开夏地区出现大规模反机器骚乱。1793年，英法开战，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英国贸易受到阻碍，食品价格飞涨。1795年，英王颁布法令，正式废除《住所法》中的“预防性驱逐权”，人口流动得到保障。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出台，该法案对进入收容机构的穷人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人身约束制度，如进行日常劳动，男女隔离，不准吸烟、喝酒，外出、会客须经请示、汇报等。收容机构往往食物粗劣、劳动繁重。时人嘲讽道，身体健全的人要么设法自立，要么进入“井然有序的劳动院”。

——摘编自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

材料一   该法（1601年英国济贫法）首次正式确立了政府负有对没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帮助，帮助贫困的孩子做学徒，给身体健全者提供工作，以及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该法令还将救济对象分为三种，区别对待。通过设立教区的贫民监督官和教育济贫委员会，建立贫民教养院、贫民习艺所，组织贫民和孤儿习艺所等措施开展救济。

——摘编自贺葸葸《评析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

材料二   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颁布以下法令。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

材料三   当福利国家制度造成一系列麻烦乃至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时，其改革的主动权却掌握在民众的选票之中。普通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物质利益显然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本能地反对一切有可能削减福利的改革……事实证明，不改革是等死（国家被福利包袱所拖垮），改革是找死（执政党立即下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想不“混日子”也难。吕磊、陈晓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英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