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能够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原因。
材料一 明代官员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考满”和“考察”，前者属于对官员个体的个性化考核，后者属于对官员群体的全面性考核。“考满”，是针对每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任期政绩，“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具体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日，有司量其功过，分出等次，以此为据决定该官员之去留升降。“考察”，是定期对大明王朝所有官员开展考核，可以说是“全覆盖”——“通天下内外官计之”。
——摘编自徐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二 清代对文职官员的考察分为“京察”和“大计”。考察京官叫“京察”，考察外官叫“大计”。“京察”和“大计”皆三年一举，考察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守（操守，有清、谨、平之分）、才（才能，有长、平之分）、政（政绩，有勤、平之分）、年（年龄、有青、壮、健之分）。经考核后，一般合格者照旧叙用，不合格者则予以处分（罚俸、降级或革职）。此外，还有所谓“六法”：一日不谨，二曰罢软无力，三曰浮躁，四日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在“京察”和“大计”中，皆根据所属官员的情况，如有上列情形之一者则“按其实而劾之”，经最终复核后则给予不同的处分。贪官和酷吏则不属六法范围，可直接特参。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及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材料一 秦朝在地方建立直属于中央的郡、县两级行政区。秦最初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余郡。郡的长官是郡守，其副职是郡尉（管军事），另外还配备郡监（监郡御史）-直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代表中央监控地方。县级行政区划之下有乡，乡级官员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徼（掌治安）。乡以下还有亭、里的建置，亭设亭长，里设里正。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直达郡、县、乡、亭、里。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宋代各种政区之分类
| 跨高层政区 | 高层政区 | 统县政区 | 县级政区 | 县以下政区 | ||
| 正式政区 | — | 路（转运、提刑、提 举、安抚使路） | 府、州、军、监 | 县、监、寨 | 镇、监、场 | |
| 准政区 | 财政型 | 发运使、总领、茶马、坑冶司等辖区 | — | — | — | — |
| 监察型 | 察访司辖区 | 廉访区辖区 | — | — | — | |
| 军管型 | 宣抚司、制置司、宣谕司、都督等辖区 | 镇抚使辖区 | — | — | — | |
——据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朝相比，宋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不同。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特征之一。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公、侯、伯、子、男；贵族之间公、卿、大夫、士等的社会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都按照所谓的“命”来安排。《天子建州》记载，周王室派周公阅到鲁国使聘，鲁国招待之物中熬稻、熬黍象征着文治，虎形盐巴则意味着武功……每当新的统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礼乐制度建设，历代都有所谓“议礼”，即通过礼制大讨论，制定符合本朝的礼乐大典……儒家被尊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尊尊亲亲”的根本特点也转化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法则。唐代的刑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其中的“令”就是“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的行用范围不限于中国本土，当礼仪制度在中国本土出现缺失时，“礼失而求诸野”，在东亚文化圈的其他地区还可见到中国传统古礼的遗踪，比如朝鲜半岛、日本部分地区还保留有冠礼，东南亚部分地区还保留藉田礼，等等。
——摘编自柳诒辉《中国礼俗史发凡》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公益慈善组织的宗旨里包含着倡导仁义和发扬仁义的内容，墨、道等学派对于公益慈善行为也提出过深刻见解，佛、道等宗教教义包含丰富的劝人积德行善的观点和言论。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附着在宗族家族和放大了的宗族家族——国家、行会、商会、会馆组织等身上，宗教机构、教育机构、专门慈善机构和个人为其补充，政府在公益募捐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益募捐主要通过官府文告、聚会讲演和私人交流等方式进行，基本局限于灾荒救济、恤幼养老、兴建公共建筑、发展教育等方面。我国一向缺少与公益募捐法律关系相适应的成文法律规范，主要由道德、风俗习惯和民间法调整。
——摘编自李永军《我国古代公益募捐事业若干问题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公益思想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一些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主动观察和介绍西方公益募捐的情况。公益募捐组织利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通过义演、义卖、发行筹赈彩票、企业捐赠、体育比赛等方式，提高了灾情的发布、募赈的宣传以及赈灾的舆论监督等方面的效率，公益募捐的施众和受众更加广泛。公益募捐的程序、机制得以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开始将公益募捐善款应用于设戒烟所、阅览会、不缠脚会、医学善会以及兴办近代新式学堂之类的新式民阎公益组织。从1915年到1949年，民国各时期地方政府部门颁布的管理规范会馆的法令有十几个，根据这些法律，工商同业公会一般都设置福利委员会或救济委员会，履行一定公益职能。公益募捐组织，包括公益募捐在内的各个方面也顺应时代发展，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每一次抵御外敌侵略的过程中都有捐资御敌的行动出现，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更是积极行动起来捐资救国，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摘编自李永军《我国近代公益募捐事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公益募捐事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近代公益募捐事业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正如赵伯雄先生所害，文献及金文材料表明，周王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是至高无止的，至少在名义上，普天之下谁都得承认天子的至尊地位。因此西周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然而西周这种对关下的最高统治权仅行使到邦君这一层次（各邦的最高统治层），并不贯彻到社会结构的末端，所以这种统治权事实上有一部分被分割了，由天子分别授予了庶邦的邦君。所谓“授民授疆土”就是指这种统治权由天子到邦君的转移。而邦君一旦被赋予这种统治权，在领地之内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事实上，邦君就是国家主权在这块领地上的体现者。这种情况可称作“主权的分散性”。一方面，存在着某种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最高权力又事实上被分割。孙曜先生则指出诸侯内部诸侯之于卿大夫也是同样情形：“盖世族于其封域以内，固俨然君也。其家臣及私属心目中，只知有家主，而不知有国君。”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一一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周王朝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郡县制在当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材料一 随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1835年，英国颁布法律，规定自治市的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
——摘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材料二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一般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补助。在这些“福利国家”的措施，英国是当时西方国家拥有社会保障立法最为完备的国家。
——摘自黄安年《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福利保障政策》
英国的社区活动 美国的社区图书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方自治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福利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若失去了礼的指导，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危害天下的“虐法”。礼治具有以下特点：强调法律的从属地位，依靠礼的实施，耐心细致地教化，以理服人：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强调执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倚重教育，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强调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
——摘编自《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的差异》
材料二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近代法律的特点；并分析东西方法律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宗族内部自治以宗族习惯法为基本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族规的形式得到表现。有关族产管理和宗族内部亲属、继承、土地、借贷等多方面的民事关系，构成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照族规规定的方式运作，而当内部发生纠纷时，族人会依族规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族长召集全族或族内头面人物听取双方意见，然后进行劝告，最后公断是非。对于违反族规的行为，宗族可以依族规进行处罚，其处罚方式有：训斥、罚站、罚跪、罚款、扣发“分赡”、责打、削族、鸣官，甚至处死。但是族规对于族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上，宗族作为一个对族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归属感的群体，其对族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量。
——摘编自李力《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材料二 调研结果显示，“运用民俗习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接受程度高达98%。”调研还显示，习惯法在解决传统民间民事纠纷如彩礼返还纠纷、财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的受访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此外，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结合本地实际，发现和挖掘本地的习惯法价值。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杨寨法庭努力创造调解环境，尽可能多用道德、习俗和舆论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运用善良风俗调解解决的纠纷有2100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8%。案件涉及返还彩礼、赡养、精神损害赔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等方面。
——摘编自钟春《现状与未来：我国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民事习惯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清代民事习惯法相比，当代习惯法应用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大的家族。这种聚族而居在自然耕作的农业社会环境下被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基本上只延伸至县一级。基层政府在比较有威望的村民中指定耄长等负责村、镇的事务。与此同时，基层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也会自行推选族长负责当地重大事项和纠纷的解决。传统中国呈现出政府治理和基层自治二元化的状态，而在治理结构上却实现了两者的互补。
熟人社会是我国实行民间自治的客观条件。而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度渗透使得熟人社会成为政权稳固的重要支撑。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礼”或“礼治”的社会，百姓对礼的规则和秩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的尊崇。同时，家长在家族中具有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更有信念的支撑。同样，士绅阶层兴起以后，其儒家化的知识结构成为领导民间自治的合理依据，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民间自治力量。
——摘编自李文静《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现代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模式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