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唐六典·鸿护寺》记载，鸿护寺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之名数……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首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材料二   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核心就是政区和政府组织层次级数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的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此长彼消的过程。下表是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的层级变化表。

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的层级变化表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材料一：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为了稳定税收，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征收丁银。到雍正时，采取“摊丁入亩”的征收丁银办法，把固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以与具体丁户相脱离的方式全部摊入田赋银中征收，称为“地丁制”，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我们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材料。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