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一   13世纪，欧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存在，此时，国家主权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民族国家已在孕育和形成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则是专制王权的建立。从现代化的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而最先从西欧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在其他地区传播开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形成的巨大推动力从根本上唤醒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意识，从而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殖民地独立后的人员“返流”，为战后重建招收“客工”，接收各类难民和欧洲共同体内人员自由流动等原因，欧洲各国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欧洲原本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出现了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治理形态上的变化在欧洲国家也体现得非常充分。欧盟已经建成统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成员国使用统一货币；通过《申根协定》取消国境限制；在政治、外交、财政、社会等领域中，欧盟国家的合作也日益紧密。这样，原来属于民族国家控制的主权事务，很多都要在欧盟层面上进行合作与协调。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材料   造成法律文化多样性的原因比较复杂，国家和法产生的根源，一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都可导致这一差异，而其中最根源的一点，就在于一定的法律文化圈中存在着独立的文化隔离机制，这种隔离机制最初是与地理环境相连结的。而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政体形式以及风俗、习惯、心态结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心理隔离要素，都进一步加大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摘编自李光宇《中西方法律文化特征之比较》

材料一   1928年，英、法、美、德等1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非战公约》，规定“各缔约国以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它们斥责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诉诸战争，并放弃将战争作为彼此关系中的国家政策工具。各缔约国同意，除非通过和平手段，否则不得寻求解决或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性质或起因的一切争端或冲突。”

——摘编自吴于廑等《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二   《非战公约》并未给各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整个20年代各国之间的摩擦不断，法国一直苦于寻求自身的安全保障，首倡非战公约。美国也是非战公约签订的实际主导者，其真实用意则是“体面的孤立”。公约中各缔约国同意放弃将战争作为彼此关系中的国家政策工具。但公约没有规定集体执行该公约义务的办法，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主要大国甚至那些倡导国都对公约做了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和保留。二战的事实也构成了对非战的巨大讽刺。而从二战后纽伦堡审判的整个过程来看，正是由于《非战公约》的事先存在以及战胜国的引用，才使得审判有法可依，有理为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建立和对战犯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国际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对国际法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摘编自王立桩《非战公约历史定位的转变》

材料一 秦始皇和李斯是秦帝国造者，他们的治国思想秉承了法家传统，是以“法”治国主张的信奉者、实践者。秦帝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争强”、“治民”和“帝王之具”为指南。秦始皇之“法”：“诽谚者，族诛”，“以古非今者，族诛”，“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始皇二十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志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

——摘编自《也谈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法”》

材料二 罗马帝国经由罗马共和国蜕变而来，凭借的不仅是“使罗马四邻畏服的精兵”更有“使罗马内部安定的良法”。罗马统治者也时常表现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但统治者的名分与统治的理论却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然法思想为归依，而人性平等、个人权利保障、权力的合法性及对权力的约定则构成了这种思想的心。在法治实践方面，如，在涉及基督徒基于信仰而反对皇帝崇拜事件时，图拉真指示其部下：只要抓获罪证确凿的基督徒即可惩办，但有悔改表现则可宽忽，同时要防止诬告株逹，否则便有违于时代精神。罗马帝国法治实践的一件大事是罗马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的实现。

——摘编自《论法律价值取向与政治稳定》

材料一：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人怎好用”，就把这名单撕了，掷在地。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浆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辛丑条约》规定：“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这一条实际上是剥夺了清政府在天津的驻兵权。因此，清朝官员都不敢带兵去接收天津。袁世凯则提出“迨至交津有期，而各国订立条约，复有距天津二十华里，华兵不能驻扎之议。迭经电请外部向各国公使磋商，始议明巡警不在此列。维时天津盗贼繁多，疮痍满目，兵力既不能到，则唯赖巡警以震慑而绥靖之。”

材料四、1902年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正式接管天津，并成立天津巡警总局，其制度建设，也从照搬英日，发展到了在参考国情后的系统建设。警察在治安、巡逻、税收、户籍等领域作用明显。清廷于是在1906年下令在全国各地兴办警察机构。警察制度的建立，将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更加科学化和功能化，避免了军警不分的状况，明确了民事、刑事、治安等多种社会案件的管理职责，对于维护清廷统治，推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近代城市治安管理，起到了很明显的积极作用。

材料五、封建社会，中国女性处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经济方面也无法独立，因而缺乏参政意识。……

1949—1959年中国妇女参政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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