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一 英国是最早对官员财产公示进行立法的国家，1883年，议会通过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1889年颁布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特别禁止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交往过程中有任何行贿或受贿行为。1906年和1916年两次颁布《防止腐败法》，将反腐败行为的范围扩大，不仅包括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公共机构本身和地方性公共机构。英国的司法机关完全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管辖。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舆论和日益发达的传媒系统的监督是对政府滥用职权的一种有效制约，使腐败行为更容易暴露在阳光下，对腐败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摘编自唐朗诗、李佳佳《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文官廉政机制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各国普遍制定了文官法、公务员法。要求行政活动必须公开、透明，以有利于监督机构有效监控；并从法律、制度上赋予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严格监督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新闻舆论，在西方素有“第四部门”之称。在文官的选拔任用上，各国普遍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制度；而政府的换届选举及高级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加之文官回避制度，使各级官员难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在职业保障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来稳定文官队伍，使其工作尽心尽职； 实行无过失常任制；公务员有权申诉或要求救济，任何部门不准随意扣减、拖欠公务员工资。

——摘编自时聪《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著有《风俗论》赞誉中国“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更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派，把文人奉为贵族”。一直到1855年，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仍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罗马帝国）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有更多社会群体享有“竞争（文官）的自由”，且“没有操纵的提名，也没有可耻的党争”，有的是“（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

——摘编自【英】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李鸿章在1864年就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需专设一科取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光绪二十四年诏令“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1905年清政府再有诏书“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据【日】宫崎市定《科举史》、【美】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