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

材料一   战国时期，小国的生存危机驱使魏文侯启用李悝，拉开了战国大变法序幕。《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在治国用人时，“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李悝痛斥“淫民”的“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对于这种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李悝主张“夺其禄”,以便吸引和任用“四方之士”。这使得魏国很快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摘编自高专诚《战国前期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兼以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为参照研究》

材料二   （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纲《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摘编自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材料一   公元前149年，罗马共和国由“护民官”坎布尔尼·比索内针对行省官员索贿事件提出一项元老决议——《坎布尔尼法》，该法确立了索贿罪刑事法庭及其案件的审理程序，由外事裁判官负责领导这种诉讼。随后，又有几项法律对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本波铜表法》授权一位裁判官专门负责对索贿罪的审判，它规定应当挑选一个陪审团。为此，裁判官准备一份从骑士中选出的450名市民的名单，每个诉讼的控告人均应当从这份名单中挑选100人并将中选者名单通知被控告者，后者从这100人中选出50人参加陪审团。后来在《奥勒留法》中形成一致规定，审判员名单中元老院、骑士和司库人数均等，每次诉讼从各类人员中抽选同等数额的陪审员。至于陪审员的遴选方式，自苏拉时代（前88—前79年）起，开始以抽签方式取代控告者的初选和被控告者随后的挑选之方式。

——摘编自李文杰《理论与实践：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30年代，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加剧。大陪审团作为当地的民众组织，自然要担负起反抗殖民当局司法暴政的重任。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大陪审团经常被殖民地人民用来对抗英国统治。1789年6月8日，詹姆斯·麦迪逊向国会提交了在宪法中规定大陪审团条款的议案，其建议经修改后在参、众两院通过，大陪审团制度最终在1791年的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被确定了下来。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受死罪和不名誉罪的审判，惟发生于陆海军部队的案件，或者在战时和国家危机时发生于服现役的民团的案件，不在此限。”这表明，除特殊管辖外，美国联邦法院审理的死刑和重罪案件都须经大陪审团起诉。尽管美国宪法不要求各州也使用大陪审团，但其后，美国所有50个州相继确立了大陪审团制度。

——摘编自高一飞、王金建《昨日辉煌：风雨中的美国大陪审团制度》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