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1年，全国蝗灾大面积发生。周恩来指出：“治蝗工作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政治问题”。中央重在建立健全治蝗机构。做好调查、规划、侦察、防治等工作。山东试行飞蝗预测预报工作，后推广该经验，挽救了粮食174.976亿斤。1953年，秋蝗严重。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药械大量生产。治蝗转为以药械等科技手段为主。1956年后治淮工程的完成、官厅水库的兴建、黄河的治理等消减了蝗区，如内涝型蝗区周口渐成粮棉油生产基地。1958年我国自主研制飞机用于治蝗，后以飞机治蝗为主。此外，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蝗发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螳组织。
197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蝗灾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蝗灾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立国，春秋战国时的“初税亩”“废井田”，北朝、隋唐时的“均田令”都与赋役制度紧密相连，目的在于确保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盐法、钱法等大量使用死刑直到明清两代仍是如此，且刑罚还有加重的趋势。汉武帝时因与匈奴的战争引起财政危机，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之法，唐朝中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央财政危急，则一反以前经济放任政策，大量制定盐茶酒专卖、两税法等经济立法。历代经济立法都号称是“抑兼并”抑末利方面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巩固地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于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和瓜分工商业利润。
——摘编自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经济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其重要影响。
材料一 一般认为，摊丁入亩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明代中后期，在河南、山东、湖南、陕西、浙江、广东的某些州县已有摊丁入亩的个例，其对清代的摊丁入亩有着深刻的影响。入清以后，要求摊丁入亩的舆论加强，某些地区也继续着摊丁入亩的实践，食盐钞银、匠班银的摊丁入亩也大都先期进行。这些实践活动，无疑为后来的摊丁入亩提供了范式。但摊丁入亩未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正与当时丁额未定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之后，要求摊丁入亩的呼声顿起。同时，康熙后期社会上仍留有地卖而丁存、税从人起的现象，赋税负担仍不合理。因此，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史董之燧上疏指出，在明确纳税丁额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摊丁入地，并且朝廷要立法干预地卖丁留的现象。正因如此，广东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也是最早实行此改革的省份。
——摘编自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
材料二 自1870年起，主要西方工业国家（法国、德国、美国等）都基本确立了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英镑凭借其与黄金自由兑换、自由流动的属性，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信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1913年），全球40%的外汇储备以英镑的形式储存。（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看做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延续，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建立了IMF来监督国家经济政策。”其主要特征便是各国国际储备被美元完全垄断。
——摘编自王浩晨《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与未来趋势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推行摊丁入亩的历史背景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英镑主导的货币体系有何不同。
材料一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的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的基本规律。
材料一 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济贫措施，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斯宾汉姆莱法》。它不仅扩大了济贫范围，也使工资收入者得到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突破了原来的教区济贫院救济制度，转而采取了以居家为原则救济贫民的模式。到了工业革命后期，随着前期贫民救济制度的实践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建立一个系统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新贫民救济制度，就成为英国政府的现实诉求。1832年，英王威廉四世宣布“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成立，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全国济贫情况进行调查，两年后，英国议会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从其实施的结果来看，该法案不仅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还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开始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董应龙《现代化与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
材料二 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于1881年11月颁布了一则“皇帝谕告”，明确提出：工人因工伤事故、伤残和年老而出现经济困难时应得到生活保障，有权得到政府的救济，工人保障应由工人自行管理。帝国政府陆续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1884年实行《医疗保险法》和《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继续出台《养老和伤残保险法》。《残疾和老年人保险法》于1889年6月通过，保险金额由雇主和工人平分，但国家在每份津贴中每年补贴50马克。养老金从75岁开始领取，但残疾津贴可于工人投保5年后的任何时间内开始领取。据统计，德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从1883年的300万人增至1886年的700万人，至1913年达到1450万人。这一时期，德国在科技、交通及采矿等领域都发展较快。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派人到德国考察后，英国、挪威、丹麦，意大利等国也纷纷着手开展社会保险立法。
——摘编自王东《俾斯麦的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晚期德国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
材料一 “乡绅之治”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了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之治”产生的社会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
材料一 公元780年，唐朝杨炎实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主持兴修农田水利等工程，优先雇用贫苦人家，让贫困者通过劳动解决贫困和温饱问题。南宋董煟编撰的《救荒活民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荒政问题的专著，总结了之前历代救荒赈灾政策的利弊得失。南宋朱熹首创“社仓法”，以州郡若干常平米为谷本，夏季借贷于民，入冬征还，每石取息二斗。明代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中主张把民户分为极富、次富、稍富、稍贫、次贫、极贫六等，极富之家要扶助极贫之家，次富之家要扶助次贫之家，“稍富不劝分，稍贫不赈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将扎风筝的手艺传开，使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皆可自食其力”。
——据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高永建《中国历代社会救济政策之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是欧洲饥荒的高发时期，但1650年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英国得以率先走出饥荒，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有效的社会政策功不可没。其政策包括平抑谷价、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商、禁止谷物出口并组织谷物进口等。《济贫法》包含三要素：为老弱病残者发放津贴、打击身强力壮的流浪汉、安置穷孩子学徒。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农业革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推广轮作制、引入肥田作物及一系列新技术，这使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大幅增长。英国的经验表明，要克服饥荒，粮食的公平分配是必要的，但食物的有效供给，即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
——摘编自向荣《历史的延续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实施“精准扶贫”的智慧，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热衷于扶贫事业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世纪英国率先走出饥荒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启示。
材料一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材料二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并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并简析宪法颁布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共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15世纪以来，西欧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民阶层的支持下，西欧各国君主先后建立了统一的、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政府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政府功能提出新的要求：军事、行政、财务、司法等部门需要扩充，君主与议会的关系需要协调，地方贵族势力需要抑制，等等。于是一种新的政府结构逐渐形成，其中包含过去政府未曾有过的文官，他们由君主直接任命和指挥，依赖和效忠君主，直接对君主负责，协助君主进行统治。西方社会和政府变革一步步向纵深发展，文官阶层也随之发生巨变，以应对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周期性的政治震荡以及工作效率低下和人才的缺乏等问题。到19世纪中期，现代意义的文官系统在西方各国先后形成。
——摘编自林和生《文翁兴学的现代阐释——文翁兴学、科举制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在英美两国文官制度建立之前，英国政府对官吏的选拔，早期仍沿用封建时代承袭下来的“恩赐官职制”。政党政治出现后，新上台执政的政党都会把官职当作肥缺分发给本党党员，于是产生了“政党分赃制度”；美国建国初期，在官员选拔上实行“官员轮换制”，在政党制度出现以后，又开始盛行“政党分赃制”。这一时期英美两国政府选拔官员的做法，不仅缺少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而且缺少公平竞争机制，其结果是营私舞弊、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等现象盛行一时。
——摘编自石庆环、王铭《论英美两国文官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成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官制度应对“营私舞弊““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措施?
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70年代以后，则出现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学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二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这一纲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经费异常短缺的背景下，工矿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要跟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快一点。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编制颁发了全国教育建设计划，东北地区流行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从1952年调整院系、设置专业一年多，高等教育部已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余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 雷克啸《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与晚清教育的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