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固守“入童为出”的原则。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此间，清廷除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还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推行捐输。厘金和洋关税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清廷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入规模，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清末，近代企业税也成为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逮增加。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0余万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逮膨胀，“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

——摘编自倪玉平《从“圣入为出”到“量出为入”：清代财政思想的转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财政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晚清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2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周“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就造成了“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私学取代官学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贵族关心的是维护统治地位，扩大统治范围，无暇顾及教育，“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毛诗•郑风•子衿》序）。私学出现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与“士”阶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士阶层中许多有才能的人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养士之风形成。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私家讲学，专门培养士。“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春秋时期教育领域里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     唐朝前期的中央官学，一为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孙；二为太学，招收四品、五品官员子孙；三为四门学，招收六品、七品官员子孙，及“庶人之为俊异者”；四为律学，录取八品、九品官员子孙及庶人中学习法律知识的人。中央官学等级森严，是依据学生家庭官阶和门荫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的。
宋朝逐渐取消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之分别，太学成为宋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和重点。学生扩大到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庶民子弟的优秀者。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
（2）从唐朝到宋朝，中央官学有何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救国的思想已经屡屡见诸报章，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都曾呼吁：“今日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有的还说：“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官要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强调“西国之强，强以学校”，中国只有大规模“兴学育才”，方能“勉图补救”，否则“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诏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以为时用。但变法不久就遭遇失败，许多新式学堂未及开办即告夭折，教育救国思想也随之陷于低潮。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3）依据材料三，概括晚清时期“教育救国”思想并评价当时“教育救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