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始皇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官阶和俸禄均以“衡”的单位“石”来表示。到了汉代逐渐将官阶与俸禄分成两种方法表示，官秩（“秩”为官员等级标准，“禄”为官员的报酬）以“石”表示，如万石、二千石等；官俸则用“量”的单位“斛”来计算，如最高秩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等。
在隋唐时期官员俸禄形式主要有米、田两种。隋代官员的俸禄分京官、外官两种支付标准。京官按品级，外官按州、郡、县的等级计户食禄。除俸禄外还有职分田，以品为差，由一顷至五顷不等。
至于宋代则因货币的广泛流通，俸禄多以钱币计算。百官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料、纸笔、差费、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各种补贴，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而元代官员俸禄以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支付，地方官俸禄中无实物部分，但却享有职田收入，作为俸禄的补贴。
到了明代则实行折色俸禄制，即以米为单位折算成钞、钱、布、银发给百官，并以货币为主。而清代官员俸禄是银米兼支，但以银为主。京官有俸银、禄米，外官有养廉银。
——摘编自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俸禄制变化的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特点，并简析户籍改革的趋势。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作用。
材料 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遵循集体保障、城乡有别的方针，分为定期定量救助和临时救助。前者主要是针对那些孤老病残人员和某些特殊救济对象，后者主要针对遭遇临时性、突发性变故致使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居民家庭。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国民经济逐步遭到破坏，社会救助的相关款项也逐步停发。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救助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基本瘫痪。1978-1992年，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加快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步伐，社会救助方式、标准、财政运行等技术层面的规定不断补充和完善，救助对象的瞄准更加精准、科学，救助政策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1992-2007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实施，同时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等专项制度相应得到增加和发展。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行，使中国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实现了规范化、法制化，社会救助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历程、原因与趋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救助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作用。
材料 南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变革与转型期，伴随着民间争言财利的好讼风尚以及无审级限制诉讼制度所引发的非法越诉、安诉现象对司法秩序的冲击，南宋对原有相关法律进行了改革。新律规定：州县、监司的司法官员必须在民事案件审结后给争论双方当事人出具包含有案情事实，法律适用和审断理由的法律文书“断由”，以此作为诉讼当事人依次上诉的法定依据。南宋司法官员的民事审判虽然经常会参酌人情，以使判决更加圆润，但人伦情理仅是对法律的补充，而不是颠覆，更不是所谓的“伦理法”、“父母官诉讼”等传统学说所能涵括。实际上南宋司法官员早已践行了依据证据判决的成文法传统。南宋司法理性化、近世化趋势，对当下的司法改革亦不乏历史启迪与思考。
——摘编自张本顺《变革与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宋法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南宋的法制改革特点。
材料 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以精兵简政为主，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40个左右减为30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40多个减为25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其次，改革领导班子，优化干部队伍。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减少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副职。同时，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选拔能够开创局面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这次改革之后，部委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降到60岁，局级干部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4岁。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和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旧的高等教育体系既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高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公立高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理布局不合理，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内地较少。在学校类型上，一些专业设置重复多，但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工程、师范、医药、农林等系科短缺；在系科设置上，偏重文法而轻理工。而私立高校则规模偏小，文法、商科所占比重大，理工科偏少。1952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对高等教育培养大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高要求。新中国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要求引进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以俄为师”，从而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据1956年统计，综合性大学由解放前的55所减为15所，单科性院校占高校总数的92%，其中工科院校由解放前的18所增至48所。高校设置的专业达313个，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近1/3，内地高校由1951年的87所增至115所，且所有高校全为公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批高等院校及其系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重组合并，兴起了全国性的新一轮院系调整热潮。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以欧美综合性大学为参照的联合办学，对一些院系专业进行调整与合并，带有综合化趋势。
——摘编自陈冰《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其哲学分析》
(1) 根据材料，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
(2)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
材料 195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做出明确划分，国家解决城镇户口的粮食供应，每月发给相应的柴米油盐，我国城乡二元分离的户口结构由此开始。198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自理口粮户口，这种户口与城市户口同属于非农业户口。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农民进城自理口粮，到2000年止，我国城镇人口达到4559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6.09%，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将近10%。
——摘编自任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租的阶段性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和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春秋末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秦汉按编户征收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隋唐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赋税，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北宋王安石变法实行募役法，规定官僚也要交纳役钱，实行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明后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 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清雍正初年实行摊丁入亩，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折成银两征收，正式废除人丁税。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的主要税种和赋税演变的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赋税改革的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渐加强了对海关的控制，并与1928年开始与美英法等国重签关税新约，1933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关税自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延续了95年的以洋员税务司为主宰的海关制度，宣告结束。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晚清海关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推动近代中国海关改革的因素。
10 . 材料 迁都平城后，北魏控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生活方式开始由游牧与军事掠夺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与军事掠夺为辅的混合型经济，与之相随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由千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平城时代的北魏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田租户调收入骤增。北魏财政收入由前期的以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高牧狩猎为主要财力来源的模式转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以军费为主转为以军费和官俸为主。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财政体制，出现了度支这样的专职财政机构，也使得国家财政首次超过皇室财政而居财政体系的主导地位。这是北魏中期国家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财政体制方面最为明显的体现，并以太和十六年（492年）的"改创百官"的举措确定下来。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南朝化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支出迅猛增加，导致国库虚竭。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境，北魏政权在后期提前征收租调，这一做法更使财政收入后继乏力。
——摘编自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政府建立新财政体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北魏政府建立的新财政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