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举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大至赋税结构的演变，小至某项税额的增减，一概由官府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偶然出现商税超过农税的现象自然是官府控制的结果。

——摘偏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2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954年周世宗即位，当时除契丹等北方边疆地区外，全国已呈现出以后周、后蜀和南唐为主的鼎立局面，统一趋势在不断加强，周世宗勤于政事，他接连下诏恳切地要求臣僚们谏言，同时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宫中也摒绝珠宝珍玩。周世宗还大规模整治河道、兴修水利，并告诫群臣要“厚农桑，薄伎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辈”，为改变“赋租不等”周世宗推行“均定天下赋役”，显德五年颁发均田图，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赋税，仅开封府就查出隐匿土地四万二千多顷。周世宗提出凡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诏募天下壮以充禁军；大简骑、步诸军，羸弱者裁去。于是出现“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向皆捷”的局面。由于英年早逝，世宗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

——摘编自徐明德《论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等

3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服饰在人类生活中最初只是为了实现遮体、避寒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衣冠来“昭名分，辨等威”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继承，“衣冠之治”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大特色。

康有为将断发易服与强族强国联系起来，可谓掀起了清末服饰变革之最强音。革命派对于服饰变革的诉求比维新派彻底得多，激烈得多，并伴随仇满、反满的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而风习也包括服饰方面，加之结合满清入关时推行血腥的“剔发”、“易服”政策，因此反满就先划清汉族和满族之间的文化界限。……辛亥革命之后，传统旧服饰所承载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去，新服饰更多体现了民众的个性和自由选择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服装制作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使服装基本摆脱了等级和伦理制度的干预，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之治”也逐渐瓦解

——摘编自张晓瑾《清末到民国的服饰改革与社会心理的变化》

（1）根据材料，概括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服饰功能演变的过程及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革命派对于服饰变革的诉求比维新派“彻底得多，激烈得多”的原因。

材料   宋初，历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兵制逐步完备并定型。宋设枢密院与禁军管理机构“三衙”分权，此后直至南宋灭亡，这一制度再无大的变化。宋代的军队主要分为禁军与厢军，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为防止三衙将帅重演“陈桥兵变”的政变闹剧，宋代把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开，从而实现了领导机构的多元化。为了加强禁军，宋太祖不仅继续采用淘汰老弱兵员、令其归农的办法，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去选精兵，并以才力技艺为参考标准。在兵力配置上，禁军约二十万人，其中十万驻守京城，十万分驻各地。驻守京城的是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最强。宋代兵制改革为赵宋皇室消除了腹心之患，有利于其统治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兵制改革结束了晚唐以来长达二百多年的藩镇并立、割据风行、 武夫作乱、兵燹连年的混乱局面。

——摘编自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勤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材料   战国时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胡服骑射”的推广，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着胡服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摘编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

材料   清朝前期，清政府借鉴了明朝的度量衡器制造制度，议准工部行宝源局制造铜砝子（标准砝码），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根据中央颁发的标准器，由府、州、县逐级复制，校正合格印烙后方能颁发使用。近代以后，清朝在沿用传统旧制的同时，也与米制进行比较。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的《贸易章程》规定，瑞典、挪威等国各口岸领事馆所用度量衡均以粤津关定式为标准。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清政府请外国人帮助办理税务，中国海关大权旁落，各国海关衙门借口中国度量衡庞杂纷乱，另设专款规定相互折合的办法，从此中国度量衡史上出现了海关度量衡，即所谓海关尺和关平秤。清政府还向万国权度局（即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一支，库平砝码两个，作为营造尺库平两的最高基准，还定制了镍钢合金副原器以及精密检验仪器等。

——摘编自顾钦《度量衡的改革期——明清时期到近代米制推行》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史》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对宋朝慈善救济史研究颇有心得的张文先生指出：“宋朝社会救济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说：“两宋灾害频繁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过也。”“降至唐宋之际，财富力量的崛起更为显著”，唐宋土地私有产权制的兴起，在摧毁原有政治高压下超稳定土地关系之时，使得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与过去相别的无关品性高雅之事。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经济受季节的影响波动较大，极易出现季节性受灾人群。故而，宋朝政府亦非常重视对本朝民众的季节性救济，给以从医疗到贫寒物资之发放的多种救助，帮助民众暂渡难关。

张文先生总结认为：“宋朝社会救济从总体上来说的确成就不凡，使得宋朝社会的安全运行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从而也使宋朝对社会的控制较为稳固，避免了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朝慈善救济》

材料二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但工业化过程中，贫困、失业、劳动保护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在20世纪初更加严重。国外学者对社会救助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20世纪前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遭受失业和贫困问题的困扰，资产阶级学者试图把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措施与稳定就业联系在一起，其中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为失业者和受救济者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新投资量，这凸显了一种积极救助的理念。二战后，经济学家吉登斯认为积极救助不只是为了对付贫困，而是强调自我实现和责任。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增强救助对象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作为制度的责任主体，国家和社会应在社会救助制度设计时考虑“事先防范”的方法。积极福利开支不再完全由政府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包括企业间共同合作提供。德国总理施罗德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指出：“必须保持最低的福利标准”，“强调社会救助制度的个人责任”，“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把社会保障网从一种权利变成通向自我负责的跳板”。

——郭林、张巍《积极救助述评：20世纪以来社会救助的理论内核与政策实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代社会救济兴盛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救助方面的重大变化。

材料 东汉时期，选官制度经发展而趋于严密，察举制度也相应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光武帝重申德行为首，这时候的主要特点是“以德取人”。到了东汉顺帝时，出现了“以文取人”的变化，即把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序化考试，作为认定官员资格的手段。

到了东汉末期，王朝和社会日益陷入到深刻的矛盾之中，察举制度的实施也遇到了深刻的危机，出现了“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现象。“以名取人”即长官举荐要考虑到士人的名望，士人也着意于培养这种名望。“以族取人”，就是在举荐的时候，更加考虑到士人家族的名望，论族姓阂阅。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察举的公平性，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亡，两汉的察举制也随之瓦解。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