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末清初，明代宗室藩王们及一大批官僚豪绅被镇压后，这些被镇压的藩王、官僚豪绅所霸占的土地分布在山东、山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在农民战争期间，大部分被各地佃农夺回耕种，顺治年间，清政府对于明代藩王的田地主要采取变价的处置办法，即将其变价出卖给原佃农，在实际的操作中，出卖价格一增再增，以至于原佃农无力购买，大大损害了佃农的利益。康熙七年，为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他下诏将藩王的土地无偿交给所在地的农民耕种，号称“更名田”。康熙十年，对新垦荒地免税的年限，由过去的三年放宽到四年，又宽到六年，最后宽到了十年；此外，康熙皇帝针对贫困农民在垦荒和兴修水利无资金、无耕牛的问题，他下令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资助。他说：“流移者给以官庄（官田），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公款），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并下令待荒地垦熟后，原主不许复认，以鼓励垦荒者的积极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初康熙推行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初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 钱法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式微——重整——式微的起伏过程。15世纪中叶以降，旧钱、制钱都被允许流通。在通货紧缩与政府铸钱稀少的背景下，铜钱私铸行为屡禁难止。16世纪中后期，明朝全面重整钱法却不断遭遇挫败，制钱多被排挤出税收领域，行钱地带狭小等问题突出。18世纪，清政府对于铸钱制度不遗余力地坚持，对制钱铸造管理采取中央两局为主、各省为辅的分散铸币方式。通过增减制钱投放来调适银钱比价、调整税收领域的银钱搭配方式和比例等措施，清政府间接对白银进行“软”调节。从币材的采购到铸币过程的管理再到制钱的投放供应，清政府建立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制钱在不少地区取代白银成为新的本位币。不过就整个环节而言，清政府对于铜钱的制度管理面临较大困境。18世纪后期以降，钱法再度走向式微。
——摘编自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制钱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制钱制度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年底，日年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大小进攻23次，并通过“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来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势力还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国民政府下拨的军饷在“皖南事变”后完全停发并断绝了一切外援。据统计，1940～1943年，陕甘宁边区累计106个县发生了自然灾害，灾害发生频率高达87.7%，灾荒和战争导致大量移民和难民涌入，粮食消耗量严重超出了边区物资与财政供给保障的正常水平。鉴于此，边区政府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巩固红色政权直至保障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推行了生产节约运动。
——摘编自张丽娟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
材料二 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确立“勤俭办社”的基本原则，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申发出“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的号召。此后，《人民日报》在《勤俭办企业》的社论中又指出：目前“我们却把企业办得很铺张，把许多钱花在不必要的地方，群众一定会不满意我们的”。1957年，全国第一次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也确定全国职工家属勤俭持家的基本任务，要求职工家庭要以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搞好家务。新中国发动的生产节约运动，对于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保证实现我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王传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节约运动述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发起生产节约运动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发起的生产节约运动的表现及其影响。
材料 世兵制又称军户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为确保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制。三国时期，普遍将户口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三类。军户由军队或州郡管理，父死子继，世代为国家服兵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地位不断下降。其身份甚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继，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府兵制。以开府为基层组织，称为府兵。府兵编入军籍，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胡汉分治的界线，不断扩大征兵对象，吸纳汉人，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摘编自袁琮蕊《《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后期世兵制难以为继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府兵制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天津商务总会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天津商务总会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咸同时期中央财权下移的原因。
材料 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著名理财家刘晏主持改革。漕运改强制的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制，由朝廷直接经管。盐政改原来官收、官销的官营专卖制度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较灵活制度，之前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络，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过半。改革常平法，掌握各地市场行情、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坚持“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思想原则，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余，歉则贱粜”，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刘晏经济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晏经济改革的影响。
材料 清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已基本确定，国内政区也已大致定型。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拟就《徐州应建行省议》，系统地提出一个徐州建省计划。他建议以徐州为中心，从苏、鲁、豫、皖4省各分出一些州县，划归徐州行省。他认为，徐州建省“增官不必添员”，可裁漕运总督以徐州巡抚兼之。清廷把张謇的徐州建省条陈与周树模的裁撤漕运总督奏片一并交给政务处议奏。
政务处否定了张謇的计划，而变通地提出了一个苏淮分省的新方案，即同意裁撤漕运总督，将其缺改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据此，原江苏省一分为二，苏淮划江而治。苏淮分省消息一出，引起舆论、江苏官绅和江苏京官的群起反对。于是诸王大臣拟仍按张謇原条陈所请，但此议又遭到山东、河南、安徽3省巡抚的反对。最终增督废而不复，但苏淮分省被弃。
——摘编自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指出清末徐州建省和苏淮分省方案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江苏省地方政区变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 在19世纪，美国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战对征兵的需求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同时，这一时期美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职能的转变是近乎同步发展的，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国内稳定政局的需要。同时，总统竞选人为提高自己投票率也向妇女抛出橄榄枝，给予各种承诺。战争年代是新兴的“新女性”群体自由和机会不断扩大的年代，也是大变革的年代。
——摘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地位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从井田制、授田制、均田制到两税法，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四种税制。皇帝根据亲疏远近来决定其分配土地的多少以及税收负担的多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贵族要么拥有免税权，要么与官府勾结，逃避税收，最大的地主——皇帝却完全不用交纳税收。皇室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皇家的私库与国库之间却并非完全封闭，皇帝经常会伸手进入国库花费财政税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列举了从唐朝租庸调到明朝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从唐中后期“两税法”到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把人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商业。
——据《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共启示》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报效、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中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狐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据《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税制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税制改革的背景并对其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