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0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提出，西南各省土司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1931年国民党提出在边地屯垦与移民实边。云南先后修建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滇黔公路等相继通车。教育部要求四川、云南、西康三省制定边疆教育三年计划。但西南各省组建的边政机构五花八门，如云南机构称“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贵州机构名为“边胞文化研究会”，川康机构则谓“川康滇三省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这些机构在行动上各自为政，政令更难以贯通，加上其他因素，国民政府治理西南效果大打折扣。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二   从1949年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族自治地方纷纷建立起来。截止到1965年，全国共建立起五自治区，若干自治州、自治县（旗）。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熟。这种成熟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面的实施；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等

材料   1855年，英国、泰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它规定，英国在泰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后，从1856-1868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泰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泰国没有一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直成为列强拒绝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最强硬借口《鲍林条约》签订后，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西方观念的碰撞，涉及到泰国的方方面面，这是泰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不能满足的。具有西化倾向的朱拉隆功国王，希望通过法律改革，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使得王权得以巩固。1874年，朱拉隆功的法律改革拉开序幕，经过前期改革，泰国出现了新旧法律机构并行的“双轨制”现象，给法律改革带来许多麻烦和混乱。1895年，朱拉隆功又推行了更为全面的法律改革。泰国的法制改革对于整个泰国社会意义巨大。改革使泰国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初步确立，现代法律制度的若干原则在泰国得到实施和运用，1909年《泰英条约》规定英国放弃在泰国的领事裁判权。泰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废止领事裁判权的亚洲国家。

——摘编自魏贵华《朱拉隆功的法制改革与泰国现代法制的初步确立》

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广大农民积极要求进行土改。在刘少奇的组织和领导下，1950-1953年，社会经济结构与汉族基本相同的内蒙古西部、新疆维吾尔族、云南白族等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作法，完成了土改。1955-1961年，处在奴隶和农奴制阶段的四川彝藏族、甘青两省藏族、西藏等地区，经与上层人士反复协商，在不降低其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完成了土改。与此同时，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云南景颇、东北鄂伦春等民族地区，则以建立生产文化站的形式，在国家帮助下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截止到1956年3月，我国3500多万少数民族中已有2800多万人口基本完成了土改，少数民族地区土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据祁若雄《刘少奇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

材料   晚清的改革变法从浅层次到深层次、低层次到高层次，再到全面系统的展开，沿着“更法”（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到“借法”（效法西方，变计），再到“变成法”（变革陈旧的法令制度），直到“改中法为西法”（改弦更张，建立新制度、新国家）的轨迹向前推进。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一旦动摇溃决，洪流就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洋务新政动摇了根基，戊戌维新变法打开了缺口，清末变法新政（推行新政）和立宪运动（政体改革）与民主革命潮流汇合，这个堤坝也就彻底崩溃。

——摘编自徐松荣《晚清改革：从“借法”到“变法”》

材料：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

——《宴阳初传》

1916年4月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处于“资力之薄弱，国家债务费比例之庞大”的不利局面中。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混乱局面，张作霖颁布《收销各县私贴章程》《查收私贴考成办法》，下令取缔各类杂币私贴在奉天省流通，提高了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地位，取消殖边银行、华富银行、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实行统一的奉票货币，整顿金融市场，稳定财政秩序，维持奉票的信誉，保证奉票的垄断地位；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扩大农业生产，扩大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此外，张作霖还下令将奉天省内的矿山开采权完全收为官营，又废止了严重亏损、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经营不善的官有财产，如有归民经营必要的，尽快归民管理，减少损失，开源节流。通过这些整顿，不仅克服了财政危机，改变了金融混乱的局面，还一度出现“仓廪足，治安宁”的景象。张作霖时期奉天省财政金融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张作霖在财政金融形势好转后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毁掉了可喜的改革成果，盲目实行高税收的财政政策，使城乡居民税负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奉系军阀的贪占使公财大量被转化为个人的私财，公共资金大量流失。奉系军阀的财政、金融改革失败了。继任者张学良再度面临严重的金融和财政困境。

——改编自《张作霖时期奉天省金融财政整顿探析》

材料 据统计，解放前夕的北平全市有保长338人，甲长9955人。1949年4月7日，保甲制度彻底废除，新的街乡人民政府成立，村政权随之建立。5月份，北平城乡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起来。1949年8月，京郊472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筹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北京市先后于1951年3、4月和7、8月在郊区270个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民主选举工作。到1955年京郊312个乡，均已建立党的组织。1956年共有党员10764人，占农业人口的2%。

——摘编自田涛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材料 建国初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矿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保留了比较多的“旧”的痕迹。

1950年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各种官像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压迫工人的制度，如包工制把头制和搜身制等。实行生产改革，一是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精打细算，厉行节约。ニ是在生产管理工作中大カ推广和使用新技术。如燃料工业部1950年作出了《在国营煤矿全面推行新的生产方法的决定》，废除过去长期米用的高落式与方柱式的采牒方法，使用和推广三段长壁，石充填等新的采煤技术。

——根据林蕴晖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整理

材料   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中共为了克服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而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精兵简政的目标是我们党在精兵简政逐渐开展过程中思考总结出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有五项，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就范围而言，精兵简政所涉及的有军队系统、政权机关、群众团体与教育等部门。就任务而言，精兵简政不仅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而且关系着人民负担轻重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局势。就阶段而言，陕甘宁边区、晋冀鲁像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摘编自把增强《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六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