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况钟（1383-1443年）,南昌靖安人。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苏州一府六县税粮总额约为全国实物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民无法承受,纷纷举家逃亡，税赋无法足额征收,暴力抗粮抗税时有发生。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在明宣宗亲自过问,才获户部通过。这不仅改变了实行二百年的“田分官民”的制度,也是对朱元璋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决定的否定。针对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既补交了赋税,又减少了民役负担,也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些措施扭转了明初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使之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陆咸《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3 . 材料   1883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农学校通则》，第二年又制定了《商业学校通则》。以此为起点，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近代职业教育。明治初年，文部省明确指出：尽管我国文明确有进步，然而这种科学知识与技能尚未渗透到普通民众中间，教育与劳动显然分开，农业及工业等各种事业大部分仍因袭陈规陋习；今天国家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民众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适当结合的教育。因此，当时日本的大、中、小学都贯彻技术教育的方针。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小学开设了手工科，中学开设了实业科目；另一方面，在各级教育上，专设了实业学校，如初等教育开办实业补习学校、乙种实业学校等，中等教育开办实业中学、甲种实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则开办专科实业学校。

——摘自肖兴安、熊家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

——摘编自王世东《宋孝宗赵奋的为政治举措》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材料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846年即皇帝位。未登基前他曾装作平民游于江淮间，了解民间疾苦。大中元年（847年），天旱，宣宗减膳撤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疏理京城系囚。849年，唐出兵取原州（今宁夏固原）等七关；十二月，又收复扶州（今四川南坪北）。851年，河湟之地尽入于唐。从财政收支，漕运情况来看，在宣宗时期，唐王朝的财政有了好转。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数，就命作《具员御览》，常置于案上，又尝密令纂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处分语》一书，藉以考核诸州刺史。宣宗下诏，凡刺史调任，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官。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初安，虽有各地军变都很快就平息了。《资治通鉴》说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谓之“小太宗”。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

材料   1793年6月初，雅各宾派上台之时，国内面临严峻形势：物价飞涨且保王党叛乱，外来势力干涉压境。为了摆脱困境，雅各宾派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同年6月3日，雅各宾派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将没收的大量逃亡贵族.王室和僧侣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10年还清。同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近两百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去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归还给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中有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居民赞成，就可以把公有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新户、老户，在家或外出，凡在农村公社中居住满一年者，每人都能分到同等的一份土地。同年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今，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烧毁全部地契、文据。至此，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摘编自吕桂霞《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