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由此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技术革新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原有的技术展开的。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不仅重视革新者的创举，组织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而且注重先进技术经验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了全面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技术革新运动贯彻劳动经验与科学技术知识相结合的方针，由具有创造才能的老工人和具有革新精神的技术人员参与组成技术领导核心，根据实际提出课题，广泛发动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并建立了登记、审查、批准、协助、研究、绘图、作出技术鉴定等制度。党和政府还对革新者的创造劳动给予最高荣誉和物质奖励，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技术革新运动，使我国工业技术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基本上解决了技术水平同建设需要的矛盾。

——摘编自李增添《试论建国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

材料一       在中国思想宝库中，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源远流长且异常丰富。比如：以民为本思想中的民水君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中蕴涵着大量农村发展管理的思想，如孔子“使民以时”“敛从其薄”的思想，《吕氏春秋》对重视农业意义、违反农业规律恶果的阐述，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思想。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新乡村建设的兴起，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以看成是对二元体制和政策的一次矫正。它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格局的重构，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容，并且与撤销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随后4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确立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华南、王海珍等《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流变》

材料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

——摘编自王世东《宋孝宗赵奋的为政治举措》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施行理财改革。卢世荣主张“官自酤卖”，由官府垄断酒的买卖；他还主张国家收回权贵经营的冶铁业，改为官营。次年，他又奏请海外贸易由官方操纵，实行“官本商办”制度，由官府选择海商作为其代理人操持具体事宜，海外贸易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后来，他还建议由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畜牧业，政府提供本金，选择部分蒙古牧民自主经营，官民八二分取利润。卢世荣力主重新设立常平仓，在商品供过于求低价时收购商品，待到市场供不应求时，再高价抛售商品。此外，他还利用课税的方法，调节供求，并严厉打击商家的不法投机行为。卢世荣理财改革时间不长，但其对权势豪商所享有的特权予以限制和裁减，使得以成为元代历史上的一代能臣。

——摘编自吴晶晶、王福革《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税收手段打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19世纪后期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两党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始了财税制度竞相改革的年代。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自18世纪以来，英国税收长期以间接税为主,如货物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其长期征收加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逐渐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继承税等。1853年，英国把对土地和实际财富的遗赠正式纳入征税对象，此后遗产税税率不断提高，1894年为8%，20世纪初提高到至15%。财税改革使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不断增加，1851-1856年为5440万镑,1890-1899年则超过了一亿镑。

——摘编自郭家宏、王广坤«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8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9 . 材料   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弥补政府开支和军费不足，南朝萧梁政权于建国之初（502年）铸造“大样五铢”和“公式五铢女钱”两种新铜币并行流通，但实际上流通领域中“太平百钱”“对文钱”“丰货钱”等古币仍被广泛使用。结果，“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梁武帝喾通四年（523年），又发行铁钱，并禁止铜钱流通，造成了铁钱堆积如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临贺王（548-549年）、简文帝（550-551年）、豫章王（551年）在位期间，铜币和铁钱并用。梁末重新制作“二柱钱”和“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熔）钱又间以锡铁”，货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怨沸腾，加速了萧梁政权的瓦解。

——摘编自薛平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