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材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阀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一所，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权力全部揽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一一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3 . 材料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一直沿用到清末的“宣统”。革命党人深谙纪年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极力推广纪年的革新。民国建立，孙中山通电全国使用公历。同时规定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起始的纪年方法，与公元纪年法并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在议决使用阳历的问题时，便是遵从“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编订历书的四条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纪年符号易改，然而民众的习俗却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校正”。1913年《大公报》记载了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的不同景象：“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有人就调侃此种官民各自过年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摘编自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材料     宋代的科技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进行科学知识和技术教育，涉及天文、历算、水利、医学、军事、纺织、制造、印刷、建筑、种植、地理及矿冶等多个学科领域。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为算学规定祭祀历代科技大师的礼制，受祭者多达70余人，借以使学生仰见古人风范，以收到“见贤思齐”的教育效果。宋代各科技教育机构立足实际，如医学，到宋神宗时开始分方脉、针、疡三科进行教学，课程设置分为三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实践课。算学课程分为三类: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在宋代，无论是医学、算学还是武学，无论是升舍还是毕业，对学生的考核都是十分严格的。如医学的考试，平时依据太学的“三舍法”，实行积分升舍，所积学分达到规定的要求，方可依次开入内含和上舍;医学的毕业考试更为严格，既考理论又考技能，分三场进行。作为职官性机构的司天监十分重视引导学生辩认星宿，“提举官与判监及测验官，夜于浑仪台上指门逐人在天星宿，若门士不识五星以上者，降充额外学生”。同时，司天监还着重培养学生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及占候等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摘编自赵国权《从科技创新看宋代的科技教育改革》

6 .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7 . 材料   东汉初，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徭役负担，光武帝颁布了“度田”诏令，核实各地的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起初，地方官员在执行“度田”诏令时，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袒护豪强大族。特别是河南、南阳两地，一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一为帝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这些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严惩在“度田”中作弊的官员，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守达十余名。从打击官员所涉及的地域范围看，有河南郡、河内郡，兖州之东平国，徐州之东海国、琅邪郡，荆州之南郡等，范围很大。光武帝的“度田”令因此得以严格执行，取得显著成效。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8 .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启发下，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全国人大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职责，随即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互助互济的集体医疗站。1959年，卫生部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后这一制度逐步走向普及化。它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而且承担着儿童计划免疫、妇女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疫情监测等任务，并积极开展各种预防工作和饮食及饮水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摘编自钟雪生《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等文

9 . 材料：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为确保地方稳定，鄂尔泰提出：“若不视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不论不足以服人，兼恐既无以善后。”对改土归流之土司，“虑其住居本地，有党羽相助为非，故远徒以杜其后患”。在改流之地行政设置与内地划一的同时，其他的管理体制也仿内地一并推行。在改流的同时必定会兼顾尚未改流地区的治理，保留土司的地区采取流土并治的措施。改土归流之后，都会辅之以“减免赋役，选用循良，善加抚恤，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等善后措施。清政府重视善后，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从而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

——摘编自李世愉《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

10 . 材料 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为依据”，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该法规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区分了人籍和户籍；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起诉讼抗告的权利。

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了清中后期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1905年，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作为全国警察管理机构，其职能之一便是“掌审定稽查户口章程，管理各省地方户籍，报告户口，暨各省寺院僧道人数、教民人数，外国人入国籍，皆隶之”。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