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晚清地方自治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由直隶等省先行试办。1906年8月，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设天津自治总局，作为直隶城乡最高的地方自治领导机关。该局先以普及自治教育为活动重点，选派曾学习过法政的士绅为宣传员，宣讲近代地方自治基础知识。每月印发《法政官话报》《自治讲义》分发各属学习与张贴。另附设了自治研究所，培养自治人才。经过为期四个月的速成学习，袁世凯选派一些人赴日学习、考察。又由天津官、绅、商、学共46名代表组成自治促进会，依照日本自治法规，制定了《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在此基础上，于1907年七八月间通过选举组成了天津县议事会。至此，天津试办自治初见成效，袁世凯遂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

——摘自徐永志《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产权改革优先成为探讨的焦点。当时，仅仅是关于全面放开价格的传言就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股份制开始积极试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针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难题，我国创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把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为了便于更多企业上市，199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通过后，进一步把国有大企业股份构成中占比过大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摘编自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3 . 材料   西汉初年实行约法省刑政策，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汉武帝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以《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经义所体现出的封建伦理道德运用于司法审判中……将其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如提倡父子相隐。判决案件要讲究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论心定罪，如犯罪者不是出于主观目的，就可以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不予追究。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断狱官的手中，这样断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4 . 材料 嘉（庆）、道（光）以后，清朝医政日趋颓废，庸医充斤，疾病流行，公共卫生堪忧。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认为，清洁卫生是“地方行政第一要务”,“强民以重医为先”。与此同时，外人在华设立的医院和医校为中国提供了模仿的样本，逐渐赢得国人信赖。新政实施后，巡警部 将医疗卫生纳入职责范围；民政部设卫生司，负责医疗卫生。新政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涉及医学教育、卫生行政、医院建设、公共卫生等多个方面，远超1901年以前60年间的成就。然而，从整体上看，清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没有全盘的统筹计划，也没有独立的专门卫生行政 系统，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严重受制于人才和财力。

——据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等整理

5 . 材料   晋察冀边区通过实行统筹开支、合理负担、征收救国公粮，并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基本解决了军政开支的需求，但仍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为使边区税收制度趋于科学化，1940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双十纲领”。此后在认真研究和总结边区各地的丰富经验，并积极吸取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的基础上，1940年12月，公布《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统一累进税是按照财产和收入而统一累计征收并有累进最高率及免征点的一种税收制度。规定：（一）资产中，应征者以有收入和用来营利者为限；收入中，应征者为土地收入、林木收入、合作事业收入、房租利息和各种工商业收入等。（二）农业累进税以土地为计算单位，财产与收入合计，以其平均每年的收获量为标准折成“标准亩”，在此基础上计算“富力”，折算纳税分数；工商业累进税将资金与收入分别计算“富力”，折算成纳税分数，按同一累进率征收。（三）根据家庭每人平均“富力”之多少，分为12个等级，税率按等累进。（四）明确免征点，使赤贫人民免纳负担

——摘编自《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税制改革》

材料：自19世纪后期，欧美国家普遍建立的新式供水系统传入中国。天津传统的饮水来源主要是以井水和担运、车运的河水为主，民众取水困难且水质较差，人们认识到“时疫流行，半由水质不洁所致”。1898年，天津英租界首先成立了“天津自来水公司”，供水区域主要包括英法两个租界。1902年，袁世凯主政天津，批准并扩大了“都统衔门”时期已经开始修建的“天津济安自来水厂”，它原只为老城区供水，后延至旧日、法、奥、俄各租界，最后扩展到近乎全市范围。随着新式供水系统的建立，天津市民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城市部分区域重新铺设了新的下水道系统。

——摘编自刘海岩《清末民初天津水供给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

7 .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除不断修订《宪法》中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相关规定外，还陆续制定和修订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尤其是2015年12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通过，对我国国家荣誉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度体系、制度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定。到目前，我国主要国家荣誉称号和政府奖励的种类有：军事类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经济类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科技类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此外还有武警类、文艺类、教育、体育、文学、医学类等。2007年开始评选“全国道德模范”。经地方和各系统的推荐后，利用媒体和网络广泛宣传候选人的主要事迹，然后按社会公众、万名公众代表和评选委员会投票支持率分别占30%、30%和40%的权重相加，得出每位候选人的总支持率，最后评选出获奖名单。

——据彭怀祖《我国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

8 . 材料   民国期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各出版机构遵照标准自编课本；官方虽不断推行统一教科书，但统一教科书编写科目残缺且没有形成专门发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我国教材编写事业的新篇章。以解放区的教材制度为依据，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权收归中央。1950年，作为教材编写专门机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人教社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文化教育方针和“各科教材必须保持完整的科学性和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参考苏联，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的编辑方针，组织大批专家开始重新编写和修订中小学教材。

——摘编自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等

材料   元明鼎革，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流民成为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宣德年间，吏部奏请原先设有巡抚侍郎的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浙江、江西各府州县额外增设抚民官和佐贰一员，以辅助各级官吏安置流民，勘实户口，登记钱粮。正统年间边患日益加深，流民迭起，政府遂强化抚民官的权力，招抚流民垦荒置业，恢复生产。流民浪潮暂时平息后，朝廷下诏称“抚民官于民无益有损”“悉令回还吏部”。土木之变后，大量中原流民南逃，流民起义席卷四省。明廷重兵平定后认为“虏寇不过边境之患。流民则为心腹之疾”，遂将抚民官的设置区域由北方五省逐渐转移到荆襄地区，并进一步扩展到沿海沿边和边疆民族地区。万历后期至明亡之前，明廷派遣总督、巡抚执掌地方，基本取代抚民官的角色。

——摘编自朱绍祖《明代抚民官的设置及其兴废原因考察》

10 . 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

材料驿站，是古代的中转接待场所。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以及往来路过的官员，凭有效函件可享受食宿、换马的服务。功能类似今天的邮局、招待所、兵站。明朝嘉靖年间，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对此，海瑞建议以节约开支为核心进行驿站改革。然而，因为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而被长期束之高阁。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1／3，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10年，便在他去世后被废止。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解除了驿站禁令。

——摘编自唐博<明末驿站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末进行驿站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驿站改革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