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 1900年 | 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
| 1901年 | 《译书汇编》译载日本著作，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
| 1902年 | 《译书汇编》发表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该书中日本学者的史学思想都来源于西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广长舌》，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
| 1903年 | 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上海人演社出版《俄国革命战史》。 |
| 1905年 | 梁启超编纂《越南亡国史》 |
| 1910年 | 梁启超又撰《朝鲜灭亡之原因》 |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此后两年该书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初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979年深圳开始制订城市规划，1980年修订，1985年最终完成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建成综合性特区的目标，根据规划，深圳的产业结构突出“以工业为主”，带动其他行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经过10年时间，工业成为深圳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外来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同步启动，被称为现代城市之光的高层楼宇，一时居全国之冠。深圳走外向型工业化路线，利用外国资本发展特区工业，工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不断提高深圳特区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从1990年初开始，深圳又编制了10年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国际性城市。在“十五”计划中，深圳进一步提出了“以港强市”、加速深圳特区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新战略。
——摘编自方宁生等《深圳：从综合性特区向“国际性城市”发展》
材料二 底特律在鼎盛时期，全市约有90%的人以汽车工业为生，80%的收入来源于汽车产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整个汽车业面临危机，汽车业三大巨头的销售量在2009年一年内减少了33%45%.汽车产业受到冲击后，财政收入锐减，而此时公共支出却依然庞大另外，底特律是美国种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城市之一，1967年7月爆发的种族骚乱使底特律三大汽车业巨头全部停工停产，白人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逃离，市区人口锐减，许多工厂荒废人口和企业的迁出加剧了底特律税基的缩减，底特律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底特律在2013财年总体的债务规模达到1825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仅为11亿美元，导致底特律政府无力偿还，最终破产。
——摘编自贾宇清等《底特律破产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1)据材料一，概括深圳从综合性特区向“国际性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
(2)据材料二，分析底特律城市破产的主要原因。
(3)据材料，归纳深圳的腾飞与底特律的衰败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的相同启示。
材料一
| 中国古代的荒政措施 | 出处 |
|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 | 《礼记.月令》 |
| 齐景公时发生饥荒后，修筑“路寝之台（君王宫室）”进行赈济。 | 《晏子春秋》 |
|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到有粮食的地方）蜀、汉 | 《汉书●高帝纪》 |
| 赁种饷（种粮），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一种税收）三年。 | 《后汉书●章帝纪》 |
材料二 晚清灾疫特别浩繁，政府对荒政、救疫及慈善事业的介入程度走根据他们对政权的影响程度区别对待的，表现出明显的“重救荒、轻救疫、促慈善”的趋向。在政府提供不了的救助或认为不属于政府救助责任范围的领域，绅士往往从不同角度满足地方的要求。1849年以后，绅士逐渐在各地的救荒行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朝廷的作用虽仍不可替代，但已退居倡导、奖谕、资助等角色。官绅们努力将灾疫的发生解释为人间道德的缺失,还以大力传播袍善可以避疫、做恶将身染瘟疫的教谕。
一摘编自郭剑鸣《试析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荒政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灾疫防治机制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简述你从传统救灾防疫机制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私立书院一般由名儒乡士在其故乡所创立，所用教材以五经为主，旁及史学诗文。书院最重视做人的教育，一般以经师而兼人师，以言教而兼身教，师生相处，以德行气节相砥砺，书院虽与朝廷发生关系，但不受其支配，讲习比较自由宋代私立书院的典型代表是白鹿洞书院，宋孝宗淳熙六年，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奏请朝廷赐予“白鹿洞书院”敕额和监本《九经》，并亲自到书院讲学，还手定《白鹿洞学规》白鹿洞书院复兴之后，私立书院逐渐遍于州郡。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 为了反对中世纪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先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重要城市创办了宫廷学园，这种学园大多由王公贵族和地方统治者支持。在这些学园中，最有名的是维多利诺于1423年创办的“快乐之家”。在这里，学习内容丰富，其目的是使学生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都得以发展，为社会造就有高度责任感的公民。维多利诺特别主张要学好古希腊罗马的著作，认为通过学习这些历史、文学、哲学等知识，可以使学生们获得自由思想，有益于开发智力，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特长自由、全面地发展。另外，世俗政府为了满足公民学习民族语言、读写算知识和实用知识的需要，还开办了许多初等学校。
——摘编自冯英《教育的解放——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据材料一，归纳宋代私立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发展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二，概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育发展的表现。
(3)综合以上材料，简析宋代私立书院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育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唐代部分武官入仕简表
| 人物介绍 | 入仕途径 |
| 契苾何力，原为铁勒族契苾部可汗。 | 率部归顺唐朝，授左领军卫将军，贞观九年（635年）讨吐谷浑于赦水川，贞观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与讨高昌，平之。 |
| 张万福，以父祖业儒皆不达，不喜为书生，年十七八，转学骑射。 | 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大历三年（768年），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 |
| 薛平，唐朝名将薛仁贵曾孙，其父薛嵩曾官拜相卫洛邢等州节度使，封高平郡王。 | 少以门荫为磁州刺史。王师讨蔡，数战有功。进检校司徒，更封韩召拜太子太保。 |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
材料二 从留学生当中遴选官吏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1901年上谕称：留学生“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洋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1908年奏行《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提出“东西国之医科、工科、格致科、农科大学毕业生及各项高等实业学堂毕业者，往往以科学见长，不工文字。此项学生准其仅作科学论说一篇，不必兼作经义”。1909年，规定对留日归来的学生须加试日文，以资甄别。
——摘编自荆月新《清末留学生选官制度的机制创新及其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武官入仕的主要途径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新政期间留学生选官机制特点，并评价该机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抗战时期我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 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市民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市民体育兴起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和欧洲市民体育发展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英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京师大学堂前后发展有何变化，并分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