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事 | 不同史籍对该史事的记载 |
|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行途中死去，秦二世继位。公子扶苏、中尉蒙恬死。 | 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 ——《史记·秦始皇本纪》 |
| 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病笃……丞相臣（李）斯、御史臣（冯）去疾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杀其兄扶苏、中尉（蒙）恬。 ——西汉竹简《赵正书》 |
| A．历史研究需要多重验证 | B．相互矛盾的史料均不足为信 |
| C．汉简相较史记更为可靠 | D．年代久远导致真相无法考证 |
|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缚来杀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别撰。 | 【唐】丁用晦《芝田録》 |
| 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尝为李愬前驱。一旦，熟视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吏执之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贼之本末，命段学士更为之。 | 【唐】罗隐《说石烈士》 |
| 退之《淮西碑》多归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诉之于帝，谓愈文不实，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为之。 | 【宋】孔平仲《续世说》等 |
| A．段文昌所撰碑文可信度高于韩碑 | B．时人质疑韩碑过度美誉裴度 |
| C．韩碑被弃原因在于宪宗听信谗言 | D．文献互证即可还原历史原貌 |
| A．学者好恶决定历史的评判 | B．唐太宗文治武功受到毁谤 |
| C．历史史料影响人物的评价 | D．政绩才是评价皇帝的依据 |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二司马治史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为史家应包括的品德素养。
材料 在社会处于动荡之时，变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战国的变法运动是最好的典型；在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型阶段“守成”政治完全是不合乎时宜的。只有主动地推行制度革新才不至于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也是许多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所一再肯定的。
——孙家洲等《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结合上述材料的相关信息，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加以论证。
| A．《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 | B．班彪仿《史记》撰写《汉书》 |
| C．汉代史书的撰写受到政府鼓励 | D．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史学写作 |
材料 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摘编自刘家和、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3—6世纪中西发展进程的比较。据此，结合所学知识，另选19世纪以前某一历史时期，比较中西文明发展的“同中之异”，并进行阐释。（要求：明确时间段和同中之异，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材料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开始在中国出现，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逐渐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部分。
二是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
三是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摘编自郑大华等《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就材料的部分或整体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时代意义。
| A．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必须互证 | B．丝织技术发端于巴蜀地区 |
| C．传世文献真实记载了历史事实 | D．蜀地的丝织技术历史悠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