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1)据材料一述评孔子的办学思想。
(2)根据材料二归纳有关信息。你对此有何看法？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我国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什么趋势？
(4)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形成材料四状况的原因。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教育的看法。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 A．采用了学界公认的二重证据法 | B．未充分关注史事特定的时空框架 |
| C．运用了唯物史观探究历史本质 | D．未充分关注到记述者的主观意图 |
材料一 史料一 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他看到人们得病，又到都广之野登建木上天帝花园取瑶草而遇天帝赠神鞭。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多亏了茶解毒。因誓言要尝遍所有的草，最后因尝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四时祭祀。
史料二 《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1348—1349）》，作者以黑死病为主题，参阅大量资料，尤其是选用了英格兰的主教登记簿、庄园档案等原始资料，阐述了黑死病给英格兰带来的影响。因为该书重要的学术贡献，英国近二十家知名高校图书馆、美国八十余家知名高校图书馆珍藏。
史料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其前身是西门妇孺医院，因其创建时屋顶呈红色，故而被广大市民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下图为该医院照片。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世界医学活动中心的空间分布也有随时间转移的规律，其大致途径是：16世纪至17世纪初的意大利；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法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世界医学科学中心的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的生产关系发展、新的政治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必然伴随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嬗变，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和荷兰的清教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为科学中心的形成创造了精神文化环境。包括教育体制、知识内容、教育理念、教育环节和教学方法在内的教育改革往往是科学革命的先导。
——改编自左汉宾《近代以来世界医学科学中心转移现象探析》等
(1)指出材料一的三则史料的类型，并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世界医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提炼一个主题并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海权意识
| 出处 | 内容摘要 |
| 邱伟云、严程《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边疆概念群研究》 | 宋代虽然有海界之说，但却没有将海洋本身纳入对国家疆域的思考；明代虽然已经十分关注东南沿海问题，但仍然作为“海域”，而非“海疆”问题进行讨论；近代“海疆”作为一个概念，成型于清代晚期。 |
| 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 晚清时，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边疆治理研究掀起第一次高潮，时人开始认识到重核心区轻边缘区的思路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海塞并重”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 |
| 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 |
| 曹立、何广顺《建设海洋强国》 |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权观。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
材料一 清代在二百多年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治河技术……清代在设河道总督，总理黄、运两河事务的基础上，又增设副总河一人专管河南事务，沿河各省均设有管河道，河道两岸按所辖地界分设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薄等职务，分段管理河务。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综理黄河事务。靳辅在黄河两岸整修了千里长堤，修筑了从云梯关到海口的束水堤18000余丈，以堤束水，增加河水的冲沙能力，并对海口进行疏浚。同时靳辅总结群众的经验，在堤上广泛植柳，制定了堤防的维修、养护制度。……为加强堤防管理，清代还改河夫制为河兵制，实现了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河兵平时专门练习填筑之事，经验丰富，每遇险情，河兵抢险井然有序。……乾隆中期以后，黄河淤积愈来愈重，治理难度加大，清廷在拓展机构的同时，加大了治河的投入，但黄河始终无法走出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怪圈。
——摘编自王伟《当代和清代黄河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随着伦敦城人口的剧增，泰晤士河成为伦敦城的露天下水道，居民将大量的垃圾直接排放到河里。1858年，持续一月有余的“大恶臭”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1859年，英国开始着手建设下水道系统，将取水口和排水口进行分离，1875年覆盖全程的下水道系统完工，至此，霍乱这一严重传染病再未大规模爆发。1866年，议会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权力，由其负责河道及周边水域的治理，泰晤士河有了权责明晰的全流域管理机构。19世纪70年代，议会先后通过《公共卫生法》《河流污染防治法》等，为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英国的泰晤士河恢复了良好的生态。
——摘编自郑成美等《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及其治理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治理黄河的措施。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后期失败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泰晤士河治理的背景及其积极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流治理的认识。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8 . 二里头遗址作为大型都邑遗址，遗存丰富，为了解夏朝的都城面貌以及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此，记者刘周岩在《寻找夏朝》中说： “二里头遗址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由此可见（ ）
| A．考古发掘对历史研究价值比较有限 | B．文字出土有助于历史研究发展 |
| C．考古必须与文献史料结合才有意义 | D．出土文字比其它文物意义更大 |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材料 张璨（1686一？），字閽公，清绥德州（今薛家峁乡元条村）人。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任《大清一统志》纂修官。
雍正二年（1724年）改任《政治典训》纂修官。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授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值都城附近受灾，雍正诏令借工代赈，修葺城垣13处，张璨负责修葺保定府所属高阳（今河北高阳）县城，因计划周详，深得雍正旨意。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又修筑沧州至青县（今河北沧州至青县间）的一段运河水利工程，受到雍正帝诏见，朱批：“人着实正气，上中，可大用者。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任两淮盐运使，任上剔除弊端，多方发展盐产，为盐区士绅崇敬。
雍正六年（1728年）任直隶按察使，次年调任湖南按察使。当时，湖南境内有1000多名江西人因“聚谋不轨”，尽行拘捕。张璨到任，周密调查，得知大规模聚集“实系众商分建会馆，约请乡党同来庆贺，并无作反之意，遂尽释放”，他还削黜错办者职务，各级官员深服其胆略。
雍正九年（1731年），升任湖南布政使，历时10余年。
乾隆九年（1744年），监察御史谢济世被诬劾革职，张璨受牵连，同遭革职，罚修京北顺义县城垣。工程结束，归家闲居。及谢案平反，张璨已故。
——改编自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绥德县志》（2003年）
(1)若以康雍乾时期的时代特征为研究对象，指出材料的史料类型，并对其史料价值的大小作出合理的评判（只作判断，不谈理由不给分）；(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康雍乾时期的任一时代特征，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体现时代特征，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