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救助机构实施。这些救助机构有综合性的如养济院、留养局；有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如育婴堂。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为常设救助机构；留养局、粥厂为季节性的救助机构。养济院、粥厂、栖流所等由政府供给被救助者衣食。普济堂和育婴堂有些是民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奉皇常之命设立的，被纳入政府资助、管理的范围。清代前期的社会教助几乎是以“养”为唯一方式，对被教助者的教助完全是免费的，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为目的。
——摘编自刘悦城《清朝前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教助》
材料二 建国初期，弱势群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应遵循因类、因人而异的原则。救济失业人员：“推行积极的失业救济，救济失业与促进就业相结合”;救灾工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不论是失业救济、灾民救济，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建国初期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大局进行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救助措施外，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弱势群体主动、积极地融入到劳动自救和建设新社会的洪流中。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提倡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扶弱济贫，反对社会歧视，让全社会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自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的3年间，全国共安置救济失业人员上百万。灾民、贫民和流民也得到合理的救助与安置。
——摘编自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特点。(2)对比材料一、二，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创新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形式。除此以外，还鼓励民间互助。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乾隆以后，清朝国力大不如前，但是对于农贷的免除依然进行着。嘉庆末年国家已经进入多事之秋，时局动荡，举步维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对苗疆农民的借贷予以加恩免除。
材料二 美国林登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反贫困范例。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主要包括食品券计划、营养计划、住房援助计划等。国会于1964年8月通过了“食品券法案"”，拨款3.75亿美元作为1965至1967年三年实行这一计划的经费，那些符合条件享有食品券的人每月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食品券。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向妇女和婴儿提供科学的饮食套餐，营养咨询、健康服务等计划，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满意度。60年代随着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的完成，美国中产阶级以上阶层都居住在郊区，城市中心区成了穷人聚居之地。城市中心区的环境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和政治机制崩溃。约翰逊政府启动了“模范城市”计划，将住房援助和城市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约翰逊政府还推行了教育救助、医疗援助；对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落后地区再开发等行之有效的政策。
——摘编自王文艺《中美贫困救助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贫困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美国林登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措施。
（3）如何理解材料三中“改革开放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宋朝的京师与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时政府公屋的出租与管理。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设“勾当店宅务”一员，“勾押官”各三四员，“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另有“修造指挥”各五百人，店宅务的账目管理非常周密、严格。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包括旧管入库簿、赁簿、欠钱薄、新旧界倒塌屋簿等。由于店宅务公屋具有廉租房性质，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之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程序，“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在京管辖两务官吏，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杖一百以上，”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
——摘编自吴钩《宋朝的廉租房制度堪称完备》
材料二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并实施了住房保障制度，其中各国廉租房建设的资金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在住房保障方面，美国的一大特色是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各项措施，《住房法》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住房，其租金一般不到私有住房租金的一半。而英国则是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对资金运营、住房建设进行管理，保障低收入居民能租到房屋，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则采取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实行贷款利息补贴的办法，支持非营利机构发展低租金，低成本住房，在住房补贴方面，美国一方面直接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另一方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房屋租金补贴。
——摘编自陈小春、扬鹏《廉租房制度的国际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廉租房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政府推行廉租房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廉租房制度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谈谈上述举措对我国改善居民住房问题的启示。
